赵冀广是怎样走向犯罪和我们的经验教训

本报编辑部

最近，在我们报社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记者赵冀广在采访过程中，竟然受贿一万元，为诈骗犯刘智生搞假报道，甚至在得知刘智生的犯罪活动和刘智生被收容审查后，还为他提供绝密文件和搞翻案活动。当然，象赵冀广这样的害群之马，在我们新闻界是极个别的；但是，赵冀广沦为罪犯的过程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新的不正之风确实对我们新闻界有着严重的侵蚀，而加强理想和纪律教育，下大功夫，整顿新闻队伍，提高记者的素质，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他堕落的思想基础

赵冀广是一个青年记者，今年三十岁。十四年来，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到工会干部到新闻记者，不久前又入了党，当了陕西省青年记者协会的副主席。可以说是少年得志，青云直上。赵冀广刚到陕西工人报工作的头两年，确实还是有干劲的，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业务上也有了较显著的进步。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地位的变化，他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越来越发展和膨胀。他总是想驾驭一切，出人头地，为了这个目的，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他热衷于有名有利的事，从不愿默默无闻地干一些既不能在领导面前显眼，又不能收到什么实惠的事；他把自己处处摆在一个特殊人物的地位，出门总想乘小车，干事要亮牌子，不愿受纪律、制度的约束。总之，在他行进的道路上张起的不是为人类做贡献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而是飞黄腾达，升官发财的腐朽的个人主义私欲的风帆。这是他走向堕落的思想基础。

去年冬天，有些人借改革之名，钻改革的空子，刮起了一股新的不正之风。而这股歪风对作为舆论工具的新闻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冲击。少数同志在这种“吃喝拿”一时风靡的情况下，不愿扎扎实实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去抓那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报道，而是热衷于参加那些“吃汤水”“沾油水”的活动，搞那些还“人情账”的“新闻”。这种现象当时已经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崇高声誉。而正是这股歪风使赵冀广更加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他利用报社新闻组负责人的便利条件，拿着各种各样的请柬，奔波于请客送礼的场所。对于当时领导和同志的批评规劝，听不进去，认为是思想保守，没有开拓精神，反而以改革家自居，继续我行我素。这是赵冀广的思想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和发展过程。

贪图不义之财使他走上和诈骗犯同流合污的道路

“钱能通神”，这是大诈骗犯刘智生信奉的“真经”。他正是按照这种腐朽的处世哲学，大量行贿，为他诈取更多的钱财铺平道路；而赵冀广也正是在这种腐朽思想的熏染下，在金钱的诱惑下，钻进了钱眼，忘记了一个新闻记者，也是一个公民起码的道德准则和法纪观念，一步一步走上和诈骗犯同流合污的道路。春节前夕，赵冀广当上了陕西省青年记者协会的副主席。当刘智生得知这个协会正在筹集赞助款时，立即送来了六千元赞助款，并提出要青记协组织记者到他们那儿去采访。在赵冀广的主持和通知下，第二天刘智生就派车把包括这个协会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在内的省级四家新闻单位的五名记者接到兴平。就在这个会上，他们向刘智生提出了买名牌自行车的要求。刘智生投其所好，满口答应，随后就把用三百四十元的高价买来的八辆凤凰牌26型自行车，以一百六十五元的价格，给他们送到了西安。当天，吃喝吹嘘之后，又送给每人一份价值二十多元的春节礼品。于是，大诈骗犯刘智生就戴着“农民企业家”的桂冠见报了。新闻竟然变成了这样一桩肮脏的交易，然而对赵冀广来说，他不但没有丝毫心灵深处的内疚，反而觉得刘智生这个人很有气魄，很够朋友，似乎自己是为改革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人才”。

三月一日，就在陕西工人报登载赵冀广写的刘智生竞选出任县土特产公司经理这篇稿件的当天，刘智生就给赵冀广说：“我们最近进了一批彩电，给你抱一台去看看。”虽然赵冀广当时没有要，但他们之间的勾结就更深一步了。此后，刘智生多次给赵冀广说：“我这个人把朋友看得重，把钱看得轻。我要那么多的钱干啥，我把日子过好了，也下能叫朋友受可怜，谁有困难我就送谁。”“我有钱从来不存银行，朋友就是我的活银行。”“当干部有啥意思，一月挣不了几十块钱，我做一笔生意就能挣几万。”还曾经表示要给他弄一笔钱，图个后半生。在金钱的诱惑下，赵冀广终于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为其哥买房为由，向刘智生提出了“借”一万元的要求。

三月二十二日，赵冀广以征求兴平县委对关于刘智生报道的意见为由来到了兴平。他先见了刘智生，并提出他要去北京开会，让刘给他买两条金丝猴烟和两瓶西凤酒。在和县委谈话后，他随即将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刘智生。在送他回西安时，刘智生拉开前排的车门，指着车座下放的一个小提包说：“东西我放在车上了。”当夜幕来临时，赵冀广回到家里，匆忙地打开提包，两条烟的下面竟然是一捆现金，封条上标着一万元的字样！钱，使他得到了暂时的满足，也使他陷入了长久的惶恐不安。他迅速以假姓名、假地址分别把这笔巨款存入了市内的几家银行。从此他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刘智生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此后，兴平县有关刘智生犯罪活动的消息已不断传出，而赵冀广为刘智生的活动反而愈演愈烈。他竟不顾起码的原则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把一个会议上发的四份绝密文件偷偷地送给了刘智生。

当刘智生被收审后，赵冀广惶惶不可终日。他千方百计地没法掩盖受贿一万元的罪行，制造刘智生问题是冤案的舆论，为刘散发呼吁书和进行其他活动，甚至企图通过新闻舆论干预对此案的审理。当得知受贿一万元的罪行已经败露后，他一面烧掉存折，毁赃灭证，准备被搜捕，一面再一次找报社领导声言刘智生问题是打击改革，有人诬陷他拿了刘智生的一万元，并要追究其诬陷罪，以攻为守，妄图作最后的挣扎。钱，是赵冀广追求的“幸福”的目标，而到手的钱却成了他精神上痛苦的桎梏。金钱是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不义之财就使他落到了这样一个可耻可悲的下场！

加强理想纪律教育提高新闻队伍素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赵冀广受贿舞弊和诈骗犯沆瀣一气的活动完全是背着组织干的，当然要当由他自己负责，我们陕西工人报在宣传党的政策，伸张正义，反对歪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报社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克尽职守，坚持真理，反对邪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不能因为出了赵冀广这样一个败类就应该否定或能够否定的。但是，赵冀广问题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报社在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赵冀广的犯罪活动被揭露后，报社编委、支委扩大会和编辑部大会在就赵冀广问题剖析、处理的过程中认真地学习了小平和耀邦同志的讲话，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检查整顿，并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一文中强调指出：“就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来说，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认真考虑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应该是最有理想、最守纪律、党性最强的战士。人们不仅要通过新闻舆论，而且也通过新闻工作者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受到教育，启迪和鼓舞。试想一个以稿谋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的记者，所写的稿件将在当地群众中起到何等恶劣的作用。赵冀广公然受贿一万元，这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是骇人听闻的丑闻，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玷污，所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而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报社，这与我们报社长期以来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缺乏必要的政治学习和民主生活制度，对编辑部本身的思想建设重视不够是有直接关系的。赵冀广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早有暴露，但我们对其缺乏认真地批评教育和及时的严肃处理，以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这是我们工作中一个严重的失误，我们为此十分沉痛。

我们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正人必先正己，在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中新闻单位必须带头纠正自己的不正之风。象赵冀广这样严重问题当然是个别的，但反映了不正之风对新闻界侵蚀的严重性，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正在侵蚀着我们的新闻队伍。一个时期，在报社少数同志中因受不正之风影响产生了一些不良现象。而我们虽然对这些有所批评，但往往显得软弱无力有时甚至以报社是“清永衙门”自诩，放松了严格要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些同志犯错误往往是这样开始的。在改革的激流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原则，讲求职业道德，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的根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象赵冀广这样见利忘义，搞假报道的现象虽然是极个别的，但由于作风不深入，采访浮光掠影，造成报道失实或部分失实的现象在我们报社还时有发生。一个时期来，我们在这方面缺乏严格的要求和深入的教育，浮在上面参加各种各样会议的人多了，下苦功夫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人少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民献身的思想和批评自我批评精神在不少同志身上有所淡薄。加之制度不严，管理不善，赏罚不明，就造成了编辑部内部团结和纪律方面的不少问题。这也是赵冀广的犯罪活动有空子可钻的一个重要原因。新闻工作者既要敢于揭露和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更要严于律己，勇于揭露、批评自己的错误，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而绝不能以什么“无冕之王”自居。这是我们的第三条经验教训。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决心通过冀广问题的处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顿队伍，把陕西工人报办成坚决宣传党的针、政策，忠实地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