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贵民贱值得注意

任继愈著文说，资本主义世界，钱最重要，有了钱，都好办。我们的社会，钱不是任何时候都起作用，似乎“官”的使用价值大些，这种社会的病态值得注意。现在社会上尊重官的习惯还很流行，没有官衔的知识分子的确遇到不少困难。试举几个例子：一、xx部建宿舍楼，高层难爬的，底层嘈杂的楼房分给技术人员，行政干部分到的多在二层以上。技术人员自嘲地说：“我们都成了‘五一六，了（五层、一层、六层）”。二、教授金岳霖，几年前到北京医院看病，不给挂号。事后金教授说：“我现在才明白，我原来不是高干”。”去年金教授病重，住进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也是费事托人送进去的。三、巴金在上海住华东医院，也遇到麻烦。四、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何其芳逝世后，由沙汀担任所长，沙汀分不到宿舍，长期住在旅馆里，原因是作家，不是部长级干部……

在工资制度上，三十年来，一直是行政级高于技术级。技术级最高一级也只相当于行政第七级左右。

文章认为，几千年来官比民贵，多年来“员”不如“长”，一时彻底扭转怕也不易，何不来个“因势利导”，对技术干部卓越优异的，加以行政干部职衔（不是职称），这样既符合了社会习惯，也符合制度，又解决了教授、作家们的难处。有人说：“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当年作为专政对象批判时，他们没有抗议，今天翻了身，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反倒不知足了。”其实，知识分子并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只是希望行政干部与技术干部同样受到尊重，受到同等的待遇而已。

（摘自《中央盟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