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背后

——西安电视台散记

郑升旭

一、五个播音员

早晨，莲湖公园幽静的湖畔，不时传来一声声奇怪的吆喝，“啊——啊——啊——”“咿——咿——咿——”声音拖得很长，而且高低有序。是些歌唱家在练声么？走近了看，四五个穿着风衣的年轻人，扬着脖子，个个神情专注。他们就是每天晚上在屏幕上和观众见面的西安电视台播音员们。

为了使观众能得到美的享受，听到悦耳的声音，他们每天一大早来这里练声。公园免收他们的门票，在这一点上，他们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现在介绍本台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屏幕上那位身材硕长，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就是今天充当练声教练的焦振峰。他今年二十四岁，十九岁参军，一直在某部话剧团工作，算是受过一定专门训练的，发声指导就由他充当。从形象看，他是本台小伙子中最帅的一个，台里的人都称他为“英俊小生”。原来，荧屏上的“图像”，是电视台十分讲究的一个条件。就象钢琴演奏家讲究手指，乒乒球运动员讲究手臂。可惜小伙子俊气得过了头，竟长出两个酒窝来，损了男子气。为此，小伙子苦恼了。他去请教电影演员，说是可以通过练，使两颊的肌肉平衡起来。于是，在吃饭、说话、凡用面部肌肉的时候，他都不忘记控制它们的运动。天长日久，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两个酒窝，竟似乎消失了。

但形象并非播音员必须具备条件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文化修养，这决定你对播出内容的理解。决定你对自己声音神态的处理。一句话，决定你的气质。如果说，形象是一个人的外在美，气质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美。这里的播音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爱读书。就拿小焦来说，他星期日除了玩一阵摩托之外，就把精力全部用在读书上，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集》，读金山的《美学散步》等等。他说，我不能一辈子满足于做一架说话机器，至少要明白为什么编导要让我这么说，这么做。

播音员的工作有乐也有苦。和小焦一起主持“下周节目预告”的胡晓青向人说，每晚，她坐在电视机前，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节目，就是她最大的幸福。她也是前年电视台招聘时，两千多名应聘者中，有幸被录取的四名之一。她曾为此欢腾过，笑过，但以后也为此痛哭过。她，瓜子脸，中等个儿，在屏幕上显得朴实、娴静。乍看，有二十五六，其实才十九岁，是这里最小的一个。初到电视台，每晚要播音、剪辑，有时还要给电视剧配音，稿子一背十几张，这个节目刚上完，又要上那个节目，累得她常常喘上一阵子气，才能发出声音来。她进台时刚刚高中毕业，穿一双大头鞋，一件军大衣，连修饰尚不懂呢，贪玩的脾性自然也没改，有时还迟到，挨领导的“尅”。为此，她哭了一次又一次，躺在长椅上哭，站在楼顶上哭。哭着哭着，她长大了。台领导常说，小胡现在播出越来越象回事了。

然而，那位仅比晓青大一岁的苏静，就显得老练多了。她不仅图像好，而且神态亲切大方，声音富予感染力。即使在屏幕下，她也满象小胡的大姐姐。现场采访奈良市市长的节目中，她发问得当，插话得体，不卑不亢，庄重有礼，博得中外人士的好评。这是屏幕前后难得的形象统一。另一位男播音员，叫孙石沙。这小伙长得有点虎实，大脑袋圆脸，大眼，阔嘴，用句时髦话说，颇具“刚阳之气”。到了屏幕上，他大方、朴实，也别有一番风度。

这里真正的大姐姐是三十六发的老播音员庞薇。她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却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型”妇女。白天，她除参加那些需要灵活应对，难度较大的现场播出外，还得帮助四个年轻的伙伴，提高业务水平。她爱人是一名机修工，她有时在外县采访，一连几天回不来，爱人只好用一双男子汉摆弄机器的大手，为孩子们穿衣做饭。每当说到这里，说到爱人对她的支持，说到孩子们对她的爱和她自己对家庭的歉意，她总是眼圈微微泛红。

二、开拍啦

播音员在摄像机前的工作，仅仅是电视台整个工作量的几十分之一。

为了了解拍摄电视的全过程，我随电视台一个采访组一起出发了。算是采访采访者吧。报刊记者采访一般是“单兵作业”，而电视台却得出动一个组，常常是三个人，一名文字记者，一名摄像记者，一名播音员。

有人认为，拍电视就和照像一样，背着机器，走到哪照到哪，象星期天打鸟那样随便。其实不然，单是那二十多斤的摄像机，一只手托上几个小时，就够人受的。

今天的摄像记者叫权明，三十几岁，红红的脸膛，一看就是一个开朗、豪放的人。他紧张地拍着电视，但一闲下来就给我讲解。他告诉我，摄像是基本功，要求机子不能抖动，否则，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画面便会抖动。来电视台前，他在一所高校电教室里搞录像。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练习单臂托举。一次托五块砖，开始托十几分钟，以后增加到半小时、一小时，不管严冬酷暑，天天如此。渐渐地，手臂有劲了，功夫体现在了屏幕上，有时连续托举五六个小时，也可以做到不抖，不晃。拍电视原来竞这么难哪！

“其实还有更难的，”他说，“前面那叫笨功夫，构图、焦距、角度……才算巧功夫。”比方搞新闻录像，你得首先考虑每个镜头以谁为主，不断转换角度；其次得一边拍，一边变动焦距，不然该突出的模糊了，该模糊的突出了。举例说吧，拍一个学生点烟抽的特写，他身后的画面要模糊一点。然后再突然将焦点从孩子身上推到模糊的背景上，背景变清晰了，显出了沮丧的老师。这样便具有了特殊效果。

而这一切构思和意图，都要由文字记者安排。文字记者在这整个活动中起着“轴心”的作用。他既是编导，又是“制片人”，又是“场记”。既要安排摄像记者的拍摄计划，还要撰写说明词和台词，指导播音员及其它采访对象的活动。回到电视台以后。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参与剪辑和制作。一个节目拍摄的成功与否，表现了文字记者的构想和处理水平。

和我同行的文字记者叫黄勤，最多三十岁的样子，不爱说话，似乎是腼腆，又似乎是骄傲。然而到了拍摄现场，他马上象换了一个人，跑前跑后，朝气蓬勃，时而嘱咐播音员运用什么语气，什么意态，时而安排摄像师应选什么角度，拍什么细节，“好——”“停——”语气果断，指挥若定，一下子，我对他刮目相看了。我想，西安电视台这样的文字记者有十几个，个个都有较强的战斗力，难怪他们拍的电视节目人们喜闻乐见，满透着新鲜气息呢！

三、“大后方”

技术区走廊里铺着红地毯，既干净，也避免了噪音。这里光线有些暗淡，加之来往走动着匆匆的人影，叫人一下子想起阵地上的“战壕。”如果将屏幕上的播出叫做“前沿阵地”，这里便是真正的“大后方”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这里完成。拍回的素材仅是半成品，需要在这里剪辑、配音、抠像，制成成品，然后发射出去，才能为全市的电视机接收。

我首先进入剪辑室。这里有一架台桌式的木制器具，一分为二，一半叫剪辑台，上边放一台剪辑机；一半叫控制台，上边放一台控制机。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同志正在指挥剪辑。别人告诉我，他叫周朴，播出部负责人。而另一位女青年坐在控制台前正在具体操作。随着周朴的指挥，我看见，两幅一样的彩色画面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屏幕上。

所谓剪辑机，实际上就是两台录像机，一台装着素材带，一台装着空白带。机器开动了，前一个机子放，后一个机子录。剪辑员严密注视着两个屏幕，根据需要进行取舍。需要的，录在空白磁带上，准备播出；不需要的，让机器空转过去。今天，他们剪辑的是一部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西湖风景片。忽然，在西子湖畔出现了我们熟悉的西安电视台播音员苏静姑娘。她面带微笑，用甜润的嗓音向我们介绍西湖的风光。这是怎么回事呢？扭头一看，我才发现，隔着一道玻璃墙，苏静着一身白色播出服，面对麦克风说着话。他们向我介绍说：“那就是我们的演播室。”当节目中间需要插入本台播音员的解说时，录像机便转向隔壁演播室，这就叫“抠像”，意思是把播音员的图像嵌入节目中。

周朴笑着说：“我们是新台，一切都因陋就简，比方那演播室——”

我随他踏上演播室的红地毯，向四周一看，没有吸音壁，没有布景，仅有几盏灯光。甚至连普通照像馆都不如。

“奇怪吗？”他接着告诉我，刚才看到的台桌一类的木制器具，就是他们亲手做的，还有打字幕用的升降机、提示器，也都是“土制”的。

很难令人置信，就是靠这些东西，他们竟然搞成了每周七天的自办节目！而且，按照规定，每天自办新闻节目超过十分钟，编制要求要达到一百人，他们呢，当然不止十分钟，却仅有五十七人，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年轻人。

在中心控制机房，六名工作人员以手工代替电脑，以几元钱的电子表代替几十万元钱的铯钟，监视、调节画面。

在发射室里，工作人员一连数小时趴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机器，每一秒钟的疏乎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责任事故……

这里既不可能“露脸”，也不可能“出名”，然而他们却越干越有滋味。甚至很少有星期天。拿播出部长周朴来说，调到电视台两年多，还没有休过一个礼拜天。

呵，这一群年轻人！呵，这就是青春！　（林积令题图　周朴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