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无补费精神

李尚兰

早就听说一位署名李不识的人，写过一篇题为《何必言必称鲁迅》的短文，在眨损鲁迅的言论中，算是“出类拔萃”之作。但因为居处偏僻，真正拜读并一识庐山真面目，还是前不久的事。《何必言必称鲁迅》确是一篇奇文：不谙世事的青年，也许并不懂得李不识的深意；稍稍涉猎过现代文学史的读者，我想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李不识的文字，无非是几十年来，不同营垒中人糟踏鲁迅的一点余绪而已。值得注意的倒是：在革命的报纸上，公开糟踏甚至漫骂鲁迅，这李不识的短文，也许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李不识最觉愤愤不平的是：“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有两本书有关杂文的章节从头到尾，从写作理论到举例，全是鲁货，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大概被‘鲁化’了吧……。”一讲鲁迅的杂文理论和鲁迅的杂文，就是“鲁货”；一讲杂文并自不能免地涉及鲁迅，就是“鲁化”，这怎么了得呢？李不识说：“何必言必称鲁迅”，说透来就是“不必言称鲁迅”而已。

有一点点现代文学常识的人，能够谈杂文而不谈鲁迅吗？是的，杂文，是古已有之的，鲁迅也谈过这一点。然而，在现代，第一个赋于杂文以新的装束、新的内容，使其成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阵营中发挥过并将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把革命杂文引入高尚的文学殿堂的是谁呢？毫无疑义，是鲁迅。翟秋白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明确地指出过：“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不论从史的角度，也不论是从文学的角度，鲁迅及其杂文，永远是我们民族文学中的瑰宝，是我们革命文学的骄傲。在“本本书”中“讲鲁迅”，何罪之有？“从写作理论到举例”谈到鲁迅，岂为贩卖“鲁货”？崇敬鲁迅、学习鲁迅，又怎能是所谓“鲁化”呢？

固然，我们几十年来不断地研究鲁迅及其杂文，近年对鲁迅杂文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有好几部研讨鲁迅杂文的专著，的确是整本书都讲鲁迅杂文的）。但这些与鲁迅对杂文的开拓之功和丰功伟业相比，实在是远远不够的。在鲁迅研究领域，杂文的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鲁迅生前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有这样一段话：“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这“悲愤”，当然是针对围剿革命文艺包括他的杂文的蚊子苍蝇们的。他自信他的杂文于“现在和未来的战斗”有益。不是么？现在每当我们展读他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些杂文，我们仍然会涌起真切、亲切和痛切之感，他仿佛仍然同我们站在一起，向一切腐朽事物、落后思想投以匕首。伟大之如鲁迅，他恐怕万万难以料到，在半个世纪以后的祖国文坛上，竟会出现给他的杂文泼上“鲁货”的污水。我想，鲁迅有灵，他也许再度发出“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的感叹。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传统是割断和否定不了的，有功于祖国文化的先人也是否定不了的。正如我们的文学史，倘一开卷必言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一样，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也都是有言必称的。他们无疑是我们文化史上一个个高峰，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倘若不承认这些历史的事实，而随心所欲地徒作空言狂言，无论怎样哗众取宠，慷慨激昂，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徒劳。

记得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话，是值得人们永远牢记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