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地摊现象”之现象

本报记者　桂维平

“现在，许多职下士气落入‘低谷’，无心干好正职，尤其是女工和一线工人心态不平静。这是当前不少企业存在的客观现象，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热点。女工、青工热衷于摆地摊现象的背后，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是一位正在从事第二职业的友人，看到记者采写的《西安街头的“摆地摊”现象》一文居所说的话。记者徇着朋友的话齐到—些企业走了一遭。集纳了若干典型现象。

现象之一：劳动优化组合，女工编外“待业”。

企业实行劳动优化组合制后，无疑对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大有裨益。可是某些重工业厂家却把一批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女工编了外，待了业。使一批女工相继休了长假，有的重返家庭“小天地”。一位曾在某建筑公司工作的女工告诉记者：“论工作能力，我并不比多数男职工干得差。可工程队队长嫌我们女工杂事多，硬是把我编外了。在家只能拿月工资的60％，不设法找点事干，连最基本的生活标准都难以维持。说内心话，我真想重返工作岗位。”据了解，该女工所在的工程队共有女工21名，现已编外了16人，其中休长假11人。

现象之二：一线工人多劳不多得，二线人员“旱涝”吃“皇粮”。

在某大型企业里，记者得悉了这样一组数据。该厂在职职工10000余人，其中一线工人不足4000人；二线人员达6000余人.某生产车间有职工280余人.其中一线工人近100人；二线人员为180余人。显而易见，这种比例是人为的，不科学的。几位一线工人不满地说：“厂里对我们一线工人的工时定额卡得特死，辛辛苦苦干一天还未必能保住基本工资。可二线辅助人员干好干坏一个样，工资和奖金两不误，好象他们天生是吃‘皇粮’的”。一位车间主任坦率地告诉记者：“现在，车间工人的干劲确实调动不起来，加一个小时班仅能得几毛钱，谁肯干呀？！”在机加车间的一隅，记者与几位小青年聊了起来：

“现在上班真没劲！想搞个留职停薪吧？厂里还有‘土政策’——一线工人都不准许。”

“不瞒你说，我泡4天病假给乡镇企业干机加工，一次就挣了我半年的工资。”

社会分配不合理直接影响着职工的积极性的发挥，经济成分不同的企业在分配上的差异，引起了许多职工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社会分配中存在劳动与价值不符的不合理现象。

现象之三：政工人员的“战略大转移”。

企业实行党政分开以来，除少数企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外，相当多的企业政工人员处于“半瘫痪”状况。政工人员相继进行

“战略大转移”——热衷于到行政岗位上去任职。某百货公司一位政工干部对记者说：“现在，我们政工人员士气低落，实在是没劲！只有好自为之，自我调节。清闲时就几人合伙摆了地摊，为公司库房推销积压商品，公私还能兼顾。”

某建筑公司最近在政工人员中搞了一次问卷活动，其中有80％的政工人员希望从事行政和业务工作；有73%的人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信心；有90%的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偏废；有14%的人要求留职停薪，从事第二职业…

现象之四：奖金系数不合理，影响了干群关系。

在一些基层单位，工人们对凡带“长”的都有档次各异的“津贴”颇有意见。他们认为，既然有职务津贴，就应该与考绩同时挂钩，不能作为一项固定收入，应该成为浮动性质的奖金。

据了解，某厂一个车间每月的职务津贴是这样分配的：车间主任（80～100元）；工长（50～70元）；小组长（20～40元）。甚至每月都将职务津贴直接列入工资表内。而这个车间工人平均月奖仅有28元，超工时最多的也仅能得近百元，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目前，这个车间的工时总定额，月月都完不成。一位1970年参加工作的女车工说：“我若完成了基本工时定额，才能拿到72元的基本工资，超额完成工时后，才能得到奖金。我们班组的工人普遍没干劲，工人的奖金系数订得太苛刻了！”

一位已有18年工龄的工人说：“现在是官大的大拿.官小的小拿，一线工人似乎就应该少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