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追踪记(报告文学)
东方小白
去年元月,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处接到报案,国宝“秦权”被盗了。
何谓秦权?秦权,是一个类似秤砣(陕西人叫它秤锤)的东西,呈扁圆锥形,是秦代在统一度量时的标准量物,上面阴刻有秦始皇赢政与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21年和前210年统一度量的两次诏文,故名秦两诏铜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此秦两诏铜权在我国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历史科学价值,属国家馆藏壹级文物。1990年11月23日,新华社发了通电,大标题是《我国稀世珍宝秦两诏铜权被追回》,更证明了这一点。
既是“追回”,显见被“盗卖”过。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废物中被发现
1989年6月某日中午。
一辆解放牌卡车驶进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物资回收公司的大门内,司机张玉龙从车上跳下来走向仓库。
仓库里收购业务员陈莲香正忙着把一堆收购回来的废铜料过镑。张玉龙走进仓库立即到处乱翻。一会儿,他从废品堆里翻出一个秤锤一样的东西,拿到亮处看了看,便找陈莲香说:“陈师,把这东西给我吧,这是个好东西。”
陈莲香不干,从张玉龙手里夺过来,又扔回到废品堆里。当她到业务室时,却见张玉龙手里还拿着那东西在业务室站着。七磨八磨,张玉龙终于用等量的废铜换走了那“秤锤”。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秦权”。
国宝不翼而飞
1989年8月8日下午6时余。
张玉龙已下了班,正往他家里走。他家在谭家乡十里铺村。走至村边公路,一个人在路边叫住了他。
此人叫王天印,是谭家乡团结村的农民。王天印叫住张玉龙问:“我想找一枚太平天国的古币,听说你那里麻钱不少,给咱寻一个。”
张玉龙说:“有。”于是两个人一起向张玉龙家走去。路上又先后碰到三个古董迷,四个人厮跟着都一起去了。到家,张玉龙从床底下拉出一只木箱,打开锁,从箱子里取出那只用纸包着的“秦权”捏在手上,把那一堆铜钱让王天印他们翻找。一会儿,与天王印相识的一个同来者拿了一只麻钱到院子里去细看上面的字,又叫张玉龙出去谈价钱。张玉龙把“秦权”顺手放在缝纫机上,走出院子。
等张玉龙再回到屋里,那个“秦权”已经不见了,王天印本人也借口买烟,从后门出去了。
于是“秦权”从张玉龙家里不翼而飞。
经张玉龙多次交涉,王天印拒不承认他拿走了“秦权”。不久,张玉龙听别人传说北郊团结村有人把一个“秦权”卖了14000元,便在1989年9月24日和1990年元月15日先后到谭家乡派出所和市公安局七处报了案,他说他已去市文物馆请教过,这确实是一只在我国从未见出土的“秦二诏铜权”。
案件找到了市公安七处侦察员祁珩和他的战友们头上。
初“访”王天印
1990年1月17日。
一辆蓝鸟车停在派出所门口,祁珩与马军、郭海林三位侦察员来到谭家乡派出所。
他们仔细看了张玉龙去年9月24日的笔录,又赶到团结村找村委会和本村居民仔细询问了王天印的情况。
王天印何许人?村上人说,王天印是北郊一霸,35岁,个头不高,但喜舞棍练拳,平常没人敢惹他。因抢劫被关押过,有前科。“人家还弄古董哩,弄啥,咱也不知道。”有人说。
必须找到王天印。
可王天印经常不在家。
再“访”王天印
1990年元月26日
先后六次到团结村,祁珩他们没见到王天印的影子。已是大年二十九了,王天印总不会不回来过年吧?
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祁珩和郭海林已在汽车里等了三个钟头了。祁珩走出车来,向村口一个中年男子打听,那中年男子说:“回来了。过年哩,他还不回来!”祁珩又走到小卖部,问那个卖香烟火柴的女人,她说:“在家哩,我刚才见他回家去了。”
立刻行动。
祁珩与郭海林一起向王天印家走去。
这是一间农家小院,三楼三底,门右侧是厨房,家里一派新年气象。祁珩一推门,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他:“干啥?”
祁珩装作老朋友一般向厨房里正忙碌的一个中年男子招呼:“天印,回来了?”
祁珩和郭海林都是相当有经验的侦察员,因为他们不认识王天印,只怕惊动了他,从后门跑了。
王天印一听有人叫他,一回头,“嗯”了一声,迎了出来,问:“伙计,你是哪儿的?”
果然这就是王天印。
祁珩亮出“蓝派司”(市公安局工作证是蓝色封皮,习惯叫“蓝派司”),说:“找你有点事,跟我们到局里去谈谈。”
“过年哩,现在弄这事!”王天印埋怨。
“走吧,说清楚了让你回来过年。”
寻找赵振海
1990年元月27日(年三十)。
与王天印磨了一夜,一直到大年三十早上四点,才说出“秦权”是赵振海拿走了,与他无关。
赵振海何许人?这是一个在1982年就被注销城市户口的无职游民,到哪儿去找他?但又非得找到这人。清晨4时,他们用自行车把王天印送到钟楼亲戚处,立刻投入寻找赵振海的战斗。
这一找,竟找了九个月。
先在市局查档案,有十七个赵振海。按年龄特征排除,还剩下两个。一个一个找,找到西安市东五路派出所。
但赵振海原来住的地方已折迁了,据说搬到相邻的西一路和中山门的可能性大。
再找。开企业厂长座谈会。开家委会主任座谈会。有人说,他有个母亲和一个妹妹在益群针织厂工作过。又查户卡,查到大明宫乡她们的住处,找到了赵振海的母亲。
可他母亲说:“外是个瞎熊!我同他多少年都没关系了,不知道他在哪儿!”
夜觅结核院
1990年10月24日晚12时。
市公安局值班室突然接到大明宫派出所的电话:赵振海找到了,在结核病院住院抢救,已下了病危通知单。
“279、279,请立刻回话!”BB机响了起来。
祁珩立即电话回答马军:“立刻行动,现在就去结核病院!”
祁珩和马军、曾德福三人来到省结核病院门口,铁门早已关死了。好容易叫开了门,出租车直开二病区,找到两张“临时医嘱”纸,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的赵振海进行了一场智斗。
赵振海说了实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赵振海说,是王天印给了他七百块钱,让他承认秦权是他拿的,他其实没拿。秦权还在王天印那儿,要卖,就是王天印卖了。
好个王天印,撒了一张弥天大“网”。他知道赵振海公安局找不到,就把线吊在了赵振海身上。
还得再找王天印。可是王天印失踪了。侦察员们又奔波在西安市北郊了。
智擒窃宝贼
1990年11月8日
凌晨六时,天还没有亮,祁珩与侦察员尚维熙就驱车到团结村。王天印这家伙好赌,要在清晨把他堵在被窝里。
王天印的大门锁着。他们又直奔菜地的棚屋。
棚屋里没有人。
他们再奔王天印的父亲王厚贤家。
69岁的王厚贤起得早,当祁珩敲门时,他正在院子里收拾什么。
“老先生,天印起来了么?”祁珩问。
“天印——嗯?”王厚贤说。
准在!就凭这一声“嗯”。
“我是天印的朋友,有个急事找他商量一下。”祁珩说。
王厚贤领着祁珩和尚维熙上了顶楼一间小屋里。果然,王天印在被窝里睡得正香。一见祁珩,只得起身招呼:“老祁,你来了。”“你好好跟我们走,少惹事!”祁珩说。王天印又被带到局里。
这一问,竟问了两天一夜,一直到9号晚上十点才说了实话。他把“秦权”卖给了八府庄一个叫李士勇的退休工人,卖价是14000元。
奇袭八府庄
1990年11月9日深夜12时。
由科长雷遵都带队,祁珩、马军、曾德福、崔健平四位侦察员同车,带上王天印,直奔八府庄。
先找到一个姓王的知情人,又找到了李士勇。
李士勇曾在1988年因倒卖文物关押过三个月,这一次一见公安来了人,心里本来有鬼,立即说了实话。他说,他是用17000元买王天印的,但这个“铜疙瘩”不象个好东西,卖不出钱去,无奈,他只好拜托广州一个姓林的朋友代卖。现在这个叫做“秦权”的东西,就在广州姓林的朋友家里。
直捣广州城
1990年11月11日。
事不宜迟。请示了处长穆克民,决定由祁珩和马军带李士勇立即坐飞机去广州。一下飞机,立刻直奔珠江边河南路林家。
小林正在门口聊天,见到李士勇,十分热情,立刻把三人让进二楼沏茶叙谈。
小林说:“那东西还在哩。有人出价十万,但海关太紧,出不去,现在还在我手上。”李士勇按事先给他布置好的战术说:“我这两个朋友要来看看货,看看上头的字是真的假的。既在,你取出来叫他们看看。”
小林毫不怀疑,立刻把“秦权”交到李士勇手上,李士勇又递给祁珩。
祁珩一见这国宝安然无恙,坐在那儿都起不来了。
就这样,秦两诏铜权经过整整十个月的追踪,回到了人民手里。11月15日,祁珩、马军二人携带稀世珍宝“秦两诏铜权”飞回西安。12月21日,省公安厅发来了贺信。贺信感谢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处一举破获盗卖“秦两诏铜权”的特大案件,追回险被走私出境的瑰宝。贺信说:“……你们为人民又一次立下了赫赫战功,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卫士!”
至此,一件稀世珍宝的盗卖走私案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