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追踪记（报告文学）

东方小白

去年元月，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处接到报案，国宝“秦权”被盗了。

何谓秦权？秦权，是一个类似秤砣（陕西人叫它秤锤）的东西，呈扁圆锥形，是秦代在统一度量时的标准量物，上面阴刻有秦始皇赢政与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21年和前210年统一度量的两次诏文，故名秦两诏铜权。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此秦两诏铜权在我国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历史科学价值，属国家馆藏壹级文物。1990年11月23日，新华社发了通电，大标题是《我国稀世珍宝秦两诏铜权被追回》，更证明了这一点。

既是“追回”，显见被“盗卖”过。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废物中被发现

1989年6月某日中午。

一辆解放牌卡车驶进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物资回收公司的大门内，司机张玉龙从车上跳下来走向仓库。

仓库里收购业务员陈莲香正忙着把一堆收购回来的废铜料过镑。张玉龙走进仓库立即到处乱翻。一会儿，他从废品堆里翻出一个秤锤一样的东西，拿到亮处看了看，便找陈莲香说：“陈师，把这东西给我吧，这是个好东西。”

陈莲香不干，从张玉龙手里夺过来，又扔回到废品堆里。当她到业务室时，却见张玉龙手里还拿着那东西在业务室站着。七磨八磨，张玉龙终于用等量的废铜换走了那“秤锤”。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秦权”。

国宝不翼而飞

1989年8月8日下午6时余。

张玉龙已下了班，正往他家里走。他家在谭家乡十里铺村。走至村边公路，一个人在路边叫住了他。

此人叫王天印，是谭家乡团结村的农民。王天印叫住张玉龙问：“我想找一枚太平天国的古币，听说你那里麻钱不少，给咱寻一个。”

张玉龙说：“有。”于是两个人一起向张玉龙家走去。路上又先后碰到三个古董迷，四个人厮跟着都一起去了。到家，张玉龙从床底下拉出一只木箱，打开锁，从箱子里取出那只用纸包着的“秦权”捏在手上，把那一堆铜钱让王天印他们翻找。一会儿，与天王印相识的一个同来者拿了一只麻钱到院子里去细看上面的字，又叫张玉龙出去谈价钱。张玉龙把“秦权”顺手放在缝纫机上，走出院子。

等张玉龙再回到屋里，那个“秦权”已经不见了，王天印本人也借口买烟，从后门出去了。

于是“秦权”从张玉龙家里不翼而飞。

经张玉龙多次交涉，王天印拒不承认他拿走了“秦权”。不久，张玉龙听别人传说北郊团结村有人把一个“秦权”卖了14000元，便在1989年9月24日和1990年元月15日先后到谭家乡派出所和市公安局七处报了案，他说他已去市文物馆请教过，这确实是一只在我国从未见出土的“秦二诏铜权”。

案件找到了市公安七处侦察员祁珩和他的战友们头上。

初“访”王天印

1990年1月17日。

一辆蓝鸟车停在派出所门口，祁珩与马军、郭海林三位侦察员来到谭家乡派出所。

他们仔细看了张玉龙去年9月24日的笔录，又赶到团结村找村委会和本村居民仔细询问了王天印的情况。

王天印何许人？村上人说，王天印是北郊一霸，35岁，个头不高，但喜舞棍练拳，平常没人敢惹他。因抢劫被关押过，有前科。“人家还弄古董哩，弄啥，咱也不知道。”有人说。

必须找到王天印。

可王天印经常不在家。

再“访”王天印

1990年元月26日

先后六次到团结村，祁珩他们没见到王天印的影子。已是大年二十九了，王天印总不会不回来过年吧？

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祁珩和郭海林已在汽车里等了三个钟头了。祁珩走出车来，向村口一个中年男子打听，那中年男子说：“回来了。过年哩，他还不回来！”祁珩又走到小卖部，问那个卖香烟火柴的女人，她说：“在家哩，我刚才见他回家去了。”

立刻行动。

祁珩与郭海林一起向王天印家走去。

这是一间农家小院，三楼三底，门右侧是厨房，家里一派新年气象。祁珩一推门，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他：“干啥？”

祁珩装作老朋友一般向厨房里正忙碌的一个中年男子招呼：“天印，回来了？”

祁珩和郭海林都是相当有经验的侦察员，因为他们不认识王天印，只怕惊动了他，从后门跑了。

王天印一听有人叫他，一回头，“嗯”了一声，迎了出来，问：“伙计，你是哪儿的？”

果然这就是王天印。

祁珩亮出“蓝派司”（市公安局工作证是蓝色封皮，习惯叫“蓝派司”），说：“找你有点事，跟我们到局里去谈谈。”

“过年哩，现在弄这事！”王天印埋怨。

“走吧，说清楚了让你回来过年。”

寻找赵振海

1990年元月27日（年三十）。

与王天印磨了一夜，一直到大年三十早上四点，才说出“秦权”是赵振海拿走了，与他无关。

赵振海何许人？这是一个在1982年就被注销城市户口的无职游民，到哪儿去找他？但又非得找到这人。清晨4时，他们用自行车把王天印送到钟楼亲戚处，立刻投入寻找赵振海的战斗。

这一找，竟找了九个月。

先在市局查档案，有十七个赵振海。按年龄特征排除，还剩下两个。一个一个找，找到西安市东五路派出所。

但赵振海原来住的地方已折迁了，据说搬到相邻的西一路和中山门的可能性大。

再找。开企业厂长座谈会。开家委会主任座谈会。有人说，他有个母亲和一个妹妹在益群针织厂工作过。又查户卡，查到大明宫乡她们的住处，找到了赵振海的母亲。

可他母亲说：“外是个瞎熊！我同他多少年都没关系了，不知道他在哪儿！”

夜觅结核院

1990年10月24日晚12时。

市公安局值班室突然接到大明宫派出所的电话：赵振海找到了，在结核病院住院抢救，已下了病危通知单。

“279、279，请立刻回话！”BB机响了起来。

祁珩立即电话回答马军：“立刻行动，现在就去结核病院！”

祁珩和马军、曾德福三人来到省结核病院门口，铁门早已关死了。好容易叫开了门，出租车直开二病区，找到两张“临时医嘱”纸，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的赵振海进行了一场智斗。

赵振海说了实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赵振海说，是王天印给了他七百块钱，让他承认秦权是他拿的，他其实没拿。秦权还在王天印那儿，要卖，就是王天印卖了。

好个王天印，撒了一张弥天大“网”。他知道赵振海公安局找不到，就把线吊在了赵振海身上。

还得再找王天印。可是王天印失踪了。侦察员们又奔波在西安市北郊了。

智擒窃宝贼

1990年11月8日

凌晨六时，天还没有亮，祁珩与侦察员尚维熙就驱车到团结村。王天印这家伙好赌，要在清晨把他堵在被窝里。

王天印的大门锁着。他们又直奔菜地的棚屋。

棚屋里没有人。

他们再奔王天印的父亲王厚贤家。

69岁的王厚贤起得早，当祁珩敲门时，他正在院子里收拾什么。

“老先生，天印起来了么？”祁珩问。

“天印——嗯？”王厚贤说。

准在！就凭这一声“嗯”。

“我是天印的朋友，有个急事找他商量一下。”祁珩说。

王厚贤领着祁珩和尚维熙上了顶楼一间小屋里。果然，王天印在被窝里睡得正香。一见祁珩，只得起身招呼：“老祁，你来了。”“你好好跟我们走，少惹事！”祁珩说。王天印又被带到局里。

这一问，竟问了两天一夜，一直到9号晚上十点才说了实话。他把“秦权”卖给了八府庄一个叫李士勇的退休工人，卖价是14000元。

奇袭八府庄

1990年11月9日深夜12时。

由科长雷遵都带队，祁珩、马军、曾德福、崔健平四位侦察员同车，带上王天印，直奔八府庄。

先找到一个姓王的知情人，又找到了李士勇。

李士勇曾在1988年因倒卖文物关押过三个月，这一次一见公安来了人，心里本来有鬼，立即说了实话。他说，他是用17000元买王天印的，但这个“铜疙瘩”不象个好东西，卖不出钱去，无奈，他只好拜托广州一个姓林的朋友代卖。现在这个叫做“秦权”的东西，就在广州姓林的朋友家里。

直捣广州城

1990年11月11日。

事不宜迟。请示了处长穆克民，决定由祁珩和马军带李士勇立即坐飞机去广州。一下飞机，立刻直奔珠江边河南路林家。

小林正在门口聊天，见到李士勇，十分热情，立刻把三人让进二楼沏茶叙谈。

小林说：“那东西还在哩。有人出价十万，但海关太紧，出不去，现在还在我手上。”李士勇按事先给他布置好的战术说：“我这两个朋友要来看看货，看看上头的字是真的假的。既在，你取出来叫他们看看。”

小林毫不怀疑，立刻把“秦权”交到李士勇手上，李士勇又递给祁珩。

祁珩一见这国宝安然无恙，坐在那儿都起不来了。

就这样，秦两诏铜权经过整整十个月的追踪，回到了人民手里。11月15日，祁珩、马军二人携带稀世珍宝“秦两诏铜权”飞回西安。12月21日，省公安厅发来了贺信。贺信感谢西安市公安局经侦处一举破获盗卖“秦两诏铜权”的特大案件，追回险被走私出境的瑰宝。贺信说：“……你们为人民又一次立下了赫赫战功，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卫士！”

至此，一件稀世珍宝的盗卖走私案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