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圣母”（报告文学）

魏建军　冯瑜

门开了，门外站着一位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膝下是两个不足5岁的小男孩。

“您是杨老师吧，我早就听说您了。”

“请屋里坐，您是……”

“我叫薛树贵，是绥德县水保局局长。我和爱人都是大学生，先后生了3个孩子，唉，谁知道都不会说话。”薛树贵愁容满面。

杨钝暗暗吃惊，一个家里三个哑巴孩子，可真是够呛。“那没到医院去看看？”

“别提了。我们跑了不知多少地方，北京、上海、天津……钱花得一塌糊涂，还欠了债。为了这几个孩子，人都快愁死了。”薛树贵口齿伶利，天知道他的几个孩子为什么都不会说话。

杨钝望着他那与身份极不相称的一身狼狈和沮丧，一时不知该怎样去劝他、安慰他。薛树贵的来意已经很清楚了，她内心的矛盾又一次在折磨着她那颗善良而疲惫的心。她望望地上、炕上横七竖八孩子，又看看老薛身后两个象受惊的兔子般的哑巴孩子，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按家里的条件，她不能再收了，按两个孩子的年龄，不能再拖了。收还是不收？她一边为孩子们洗脸梳头，一边飞快地思索着。

薛树贵坐不住了，杨钝的不语使他多少感到事情的结尾很不妙。他一边站起来给杨钝帮忙，一边仔细打量这位传说中的非凡的女性。

杨钝披头散发，面色青黄，看上去象有什么大病似的。她上穿一件早已褪色的蓝西服，下穿一条宽得不能再宽的高吊裤，光脚套一双方口布鞋，两手麻利地为孩子辫着辫子。再看看地下的一群孩子，个个白白净净，一色的白“力士”鞋，一色的尼龙袜，一色的套袖……这一切，震撼着薛树贵的心。他想象不出这样的家庭是怎样让忙碌了一天的“七品官”回来休息的。如果再加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他怜悯之余感到一种内疚，觉得自己来得太唐突。

进退两难之际，只听杨钝低低地说：“薛局长，我家又脏又乱，让您见笑了。不过您要是不嫌的话，就先把孩子放在我这里。另外，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讲出来我都办到。”薛树贵象接到了大赦令，“忽”地一下站了起来。

“我要求把孩子放这以后，你不能三天两头来看孩子，更不能在半年之内把孩子接回去。当然也包括你的爱人。”说完杨钝笑了。

“嘿！这完全能办到。这下子可真是把我们俩口子解放了，我薛树贵真是遇见活菩萨了。说真的杨老师，我们一天到晚地忙，孩子也让我们给耽误了。我们觉得愧对孩子，但又无能为力。这世界上为什么不多几个象您这样的人呢……”薛树贵真地激动了，那长期被忧郁压抑着的感情，一古脑向杨钝倒了出来。他真想跑出去向所有的人诉说，这里有一颗金子般闪亮的心。

多少个不能再收了！再收一个……最后一个！期待的目光，哀求的口吻，一次次刺激着杨钝那颗母亲的心，迫使她多少次“再收一个”。

第46个，第47个…

她那发黄的日记本上，记载着第49个家庭的联系地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