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钟灵与毛泽东

王高明

1942年，延安整风，毛泽东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第三条中有个例子，说延安城墙上有一条“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的标语，把“工人”写成“互人”。毛泽东批评写这标语的人说：“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城墙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你道写这标语的是谁？就是书画家钟灵！

老书画家钟灵先生是我的知心朋友。

前年，环保技术站的冯工因公赴京，烦他顺路代我去看望钟灵。钟灵托他给我捎回两件礼物：一册刚出版的《钟灵动物诗画》，扉页上有钟灵亲笔写的“高明弟正”等字样；还有一卷钟灵为拙著《生命的叮咛》书稿画的五十幅插图。外带一张小报，上刊《毛主席与画家钟灵》一文，第一次披露了关于《反对党八股》中被作为罪状之一的“工”字打拐弯，“人”字加三撇“事件”的内幕。

钟灵出身贫寒，在家是独子，十五岁失学，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关门弟子。十六岁时偷偷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家里并不知道。钟灵也没法往家写信。他父亲估摸这小子跑到延安去了，就写一封信试探，地点写延安中国共产党收。由于钟灵在延安因写字而出名，居然收到了这封信。

1938年，钟灵十七岁，是延安“鲁艺”美术系的学员。这年冬天，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阶段，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交给鲁艺学院一项任务，在延安城书写几条宣传抗日的标语。美术系主任沃河将其落实给钟灵。留守处又派了两名“红小鬼”做钟灵的下手。标语是事先拟好的，钟灵写的是黑色美术字，遒劲有力，醒目壮观。当写“工人农民……”时犯了难，“工”、“人”与相邻的“農”（那时还没有简化的“农”）及整条标语的笔划不大相称，他灵机一动，写成隶书，于是就将“工人”写成了“工人”。

毛泽东的批评使钟灵颇为紧张。系主任和知情的学员都为他保密，谁也不张扬。因此，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后就鲜为人知了。显然，钟灵并非“发誓不要老百姓看”的“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他感到委屈，可一直没机会解释。

最近，看到许多传闻，不乏出入之处。为此我致函钟灵问：“你写那‘工人’的标语”，有好几篇短文都说是写在‘延安城墙’上的，而舒云的《瞬间》中却说有一天毛主席‘顺延河散步’，在‘一截土墙上’看到的。还有，该文满有把握地指出：‘1942年，毛泽东听人说钟灵的象棋下得好，在延安是第一擂台主，就叫他来杀几盘……’，毛‘连胜两局’，‘钟灵乘机提出那条标语。他说那种“人”的写法是篆书的特有笔划。……’但《钟灵与毛泽东的特殊交往》等文则说是解放后在中南海碰到毛主席，由别人介绍：‘他就是……’。事关史实，可否告我后公诸于世？钟灵回信说：“关于我和毛主席的交往是这样的：46～47年之间，我在延安主办党中央的跳舞晚会，在休息室和毛主席前后下过三盘围棋。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赢了主席二子。第三盘毛主席笑着说：‘钟灵钟灵，此人很灵！我可要认真对待……’，结果杀了我一个‘中盘负’。但那时，他并不知道延安城墙上的‘工人’是我写的。解放后，我在中南海工作了五年之久，任会场布置科长，经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听人介绍：‘钟灵就是主席批评的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那位……’，主席哈哈大笑，问我：‘还那样写么？’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当然不敢再那样写，不但我不敢，连写隶书的书法家也不敢那样写了……’，主席说：‘那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还要怎么写，篆书不是更难认么，书法作为艺术，还是要尊重传统的写法，我批评你不是说写法不对，而是不应该在延安城墙上作宣传时用这种不易被广大群众接受的写法……’。大意就是这样。后来，我在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就是很标准的宋体了，而且是繁体。最近上海《文汇报》（91.9.25）在扩大版上发表了这件事，题目叫《永恒的瞬间》，说我的事占了三分之一，大出我的意外。”

钟灵说：“《文汇报》那一篇文章的作者舒云其人，我并不认识，他（或她）是做了不少搜集资料的工作，材料大部分是翔实的，但也有不少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地方，你指出的就是例子。”

这就是著名书画家钟灵与毛泽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