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界如壑

惠焕章

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形式上是夫妻，可是却长期分居，甚至彼此为仇。夫妻间仿佛有一条沟。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家庭中所念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又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难题？

寂寞，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汪正祥和林巧结婚15年来，一直没有孩子，责任在汪正祥。刚结婚那几年，两人的感情还不错，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缺少孩子带来的寂寞，使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起初，他们只是话少，相互间没什么可说，到后来，甚至连吃和住都分开了。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两个人不说话，不哭也不笑，不吵也不闹，仿佛是同住一室的店客。“我已经很难意识到我们是夫妻了，”汪正祥说。

汪正祥是七十年代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出身农民，上学前就和林巧定了终身。林巧长相俊俏，在村里是小伙子们追逐的中心。她和汪正祥小学、中学都是同学，相互的印象都比较好。汪正祥大学毕业留城工作后，他们结了婚，林巧也很快随汪正祥农转非进了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进城后，林巧确实高兴了一阵子，跳出了“农门”，又有大学生的丈夫，郎才女貌，她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阴影正是从她美好憧憬的背后悄悄地爬了出来。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上帝忽视了这一点。她以为是自己的毛病，偷偷去了几家医院，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毛病当然在汪正祥了。她旁敲侧击给他谈了一次又一次有关孩子的问题，可他总是一言不发生闷气，一切都隐瞒着她。她开始生气，并且对那种没结果的夫妻生活产生逆反心理，逐渐变得冷漠起来。汪正祥为自己的缺陷深感内疚，也变得越来越缺少勇气和冲动，每次夫妻生活总是不欢而散。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加大，终于导致彼此怨恨和陌生。婚姻在他们之间裂开了一条大鸿沟。

“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过在一起？”听到这话，林巧哭了，“我是他从农村带出来的，让我做那种损人利己忘本的事，我做不出。但是我现在就是不喜欢他，见了他我出气都出不来。父亲早说过了，我这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是命，逃不掉。”“我也知道她的心目中早已没有了我的位置，”汪正祥说，“自卑感使我在她面前说不起话。不过她不理我没关系，只要她不离婚，就给了我最大的面子。我知道我很自私，可我希望和她好好生活。她不肯。她要这样作践自己，我能有什么办法。”看样子他们还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这种彼此作践的婚姻。

外遇，使他失去了回家的路

天黑了。严冬的北风象刀子似的，袭击着每一位行人。人们急匆匆地赶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此刻却裹着一件军大衣，站在街边的一座家属楼前，望着第4层那个亮着灯的窗户发呆，笑声从里面不断地传出来。他站在原地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走开了，消失在寒冷的夜幕之中。他叫段济，在一家中等企业任党委书记。那个窗内是他的家，今天是妻子常芹芹的50岁生日，可是他却没有福气同家人一起享受这份天伦之乐。尽管他在单位当“官”，画圈批条，一本正经，一身威严，可对这个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家，却没有勇气走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有了一个赵丽云。

段济和常芹芹六十年代结婚，当时他们都是工人，两口子互敬互爱，后来生了一男一女，日子过得温馨而幸福。渐渐地，孩子大了，段济也升了官。妻子却因操持这个家庭而容颜苍老，失去了风采。段济的心里慢慢有了一种怪滋味，常常以工作忙为借口住在单位不回家。巧的是厂财务科的赵丽云和丈夫闹矛盾，也常常住在厂里。一来二往，两人竟同居起来，终于导致和各自的家庭闹翻。一天夜里，段济和妻子常芹芹话不投机，居然动手打了妻子。没想到儿子和女儿都向着妻子，把他推出了家门。他一气之下，发了个毒誓道：“从此，我要是再进这个门，你们当我是条赖皮狗！”恰在此时，赵丽云和她的丈夫离了婚，两人便公开同居，形同夫妻。事实上的新婚生活竟使年过半百的段济焕发了青春，沉迷之中忘了妻子忘了家，连续二年没进过家门，妻子和孩子也没有找过他。

然而命运多羁，赵丽云调出了这家厂，在新的单位认识了一个男青年，而且很快由他取代了段济的位置。迷梦突然结束，他被丢弃在一片荒野。“我那时真是鬼迷心窍了，我对不起妻子和孩子，我也不想寻求他们的原谅，我酿就的苦酒只有自己喝，我不想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我打算过了年调到外县一个单位去工作，离他们远一些，也省得老想着他们。”“你的妻子和孩子知道你的想法吗？”我问。“我不清楚，我的手续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当然如果妻子和孩子能够原谅我，我可以取消这个打算。”

我来到常芹芹的家里。“你转告他，”常芹芹眼一瞪，一看就是个得理不让人的。“让他死了这份心，三年了，我和孩子都已经习惯了。这是我娘家的房子，里面已没有了他的东西。”看来在他们之间谈和是极不容易的。“那么你是否考虑和他离婚？”听到这话，常芹芹又把眼一瞪：“没门，那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尝够给人戴绿帽子的滋味。”“你难道没有听说他想调到外县去？”我又问。“听说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调吗？他在那里又挂上了一个女人。”说到这里，常芹芹哭了，那瞪着眼睛的凶相再也不见了。看得出，她心目中还是爱着段济，只是由于丈夫的不忠，这种爱便转化成了恨，爱之越深，恨之越深。可以想象，即使有办法把他们调和，相互间感情深处的裂痕亦难以愈合了。

一封信，把他们隔成两个世界

李明阳与安晓红是大学同班同学。结婚6年来，夫妻关系虽不十分融洽，但也没有什么大的隔阂。然而，自从安晓红让李明阳看了从日本寄来的信和邮包后，两人的关系便紧张起来。寄信和邮包的人叫周军，也是他们大学同班，毕业后考取了出国留学生。在学校期间，安晓红和周军曾有过一段密切的恋爱史，似乎是因为周军后来去了日本，安晓红才和李明阳结了婚。为了表明自己对丈夫的忠诚，她把周军的来信和邮包给了李明阳。信的内容无非是回忆周军和安晓红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以及思念之情。邮包里也不过是一台袖珍收录机和一套化妆品。可李明阳吃醋了。“她说是对我忠诚才让我看的，但我认为她是向我显示周军还爱着她，而她和我的结婚是因为我拾了周军的便宜。而且谁知道他们两人当初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所清楚的是安晓红不是处女。”

李明阳性格内向，自尊心极强。他感到自己似乎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安晓红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不顺眼了，每天回到家里，他带理不理，要么就挖苦几句，为此两人经常吵闹。安晓红也很生气：“我好心好意把实情告诉了他，他反而怀疑我，他还象个男子汉？有本事和人家周军争去，在我面前发脾气算什么本事！”两人谁也不让谁，导致互不说话，彼此冷漠。常言道夫妻之间，吵不怕骂不怕，就怕不说话。不久，他们的工资分开用了，吃住也分开了。只是苦了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在父母感情的漩涡中颠簸。“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不会轻易向他提出离婚，”安晓红道，“但是如果他首先提出离婚，我同意。”李明阳不干。从条件上比，他的确配不上安晓红，当初他追安晓红时对她和周军的关系也是清楚的。而且他认为：“我这样也挺好的，我可以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业务，我就是要和周军比比，现在的目标是出国留学，我相信我的能力。”看来他们都赌着一口气。也许有一个人姿态高一点，矛盾就可能化解，但事实上快两年了，结果一切如前，毫无进展。不知他们之间的牛皮筋到底能扯多久？

报复，使他们的婚姻成了空壳

1982年秋，郑安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分到这座小城，当时他24岁，正是恋爱的黄金时期。可惜了他一米六多一点的身高，家又在农村，一直到28岁，先后谈了10多个对象，却没有一个肯和他结婚。有一个姑娘，和他见面两分钟便告辞了，他托介绍人找到姑娘及她的家人说情，求他们那怕在一起谈半个小时也可以，没想到姑娘的家长连介绍人也轰了出来。这个姑娘就是小燕。

“我要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件事，”郑安对介绍人说，“等着瞧！”此后，郑安把满腔的愤瞒压在心底，向小燕发起进攻。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把人格尊严抛于脑后。他毕竟是个聪明人，点子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十八般技艺都用上了，终于打动了小燕的心。然而小燕家庭这一关却不好过，于是一场拉锯式的感情之战在小燕与家人和与郑安之间进行。结果她选择了后者，并因此和父母闹僵。结婚那天，父母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却也象征性地送了些许嫁妆，算是妥协。就在筹备和小燕结婚的日子里，他已经办好了停薪留职去海南的一切手续。举行婚礼后的第4天，他就去了海南，连小燕父母的面都没有见。而且一去两年不归，这两年中，他给小燕的仅是十多封信和一堆不值钱的许诺。“那你为什么不去海南找他呢？”我问。“不要说找他，就连他在那干什么，具体地址我都不知道，寄去的信有三分之一被退了回来。有时候，我真怀疑他是否还活着。有一次我终于和他挂通了电话，当我提出去海南找他时，他竟把电话挂断了。后来我才知道，一位他的同班女生和他一起去了海南，我被他骗了。”

“那么你想过和他离婚吗？”我又问。“离婚！当然想过，可是我怎么向我的父母交待呢？当初他们一直不同意，我和他们闹翻了。现在让他们知道我落到这个地步，我面子上难看不要紧，可我不愿让他们再为我而伤心。我只好把一切都瞒着他们。”

岁月，使扭曲的习惯也能定型

金年和王琳结婚后有23年是在牛郎织女那样一年一次会面中度过的，可是当他们调到一起之后，才发现他们那种在人们看来扭曲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定式。

他们都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上学期间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金年被分到大西北，而王琳则留城。他们并没有因为天各一方而改变对彼此的爱恋，他们结婚了。此后金年每年探亲一次，王琳一个人操持家务，照看孩子。1987年，金年从大西北调回到王琳身边。他们确实幸福了一些日子，可时间一长，问题出来了。由于他们两人长期分居，生活习惯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形成两个不同的模式，这两个模式又很难重新组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来越陌生了。“跟他夫妻23年，我今天才知道他是那样自私，他的东西从来不让我和孩子动。”王琳失望地说，“比如他和我学的是同样的专业，他的论文手稿在发表前从来不让我看，我看他的书还得打借条，真让人伤心。一气之下，他借我东西时我也让他打借条！”金年却说：“她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丈夫看，两个孩子对我也没有感情，我总觉得我是这个家庭中多余的人。”金年和王琳开始吵架，闹矛盾，经常性互不搭话。闹一次他们的心就伤一次，关系就向破裂的边缘迈进一步。最后是分居，连各自房间的钥匙也从对方的手中收走了。“有人劝我说这样下去还不如离婚算了。”金年道，“我看这就没有必要了，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大西北无亲无故不也过来了吗？现在我一个人又为何不能生活下去？”“事实上他已经变成了孤僻的怪人，对他来说，夫妻幸福根本不是团圆，而是长期的分离。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我试图改变对他的态度，可总是做不到。”王琳说，“不过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好，谁也不会说我们不是夫妻，这就够了。”在许多人看来不和谐的婚姻在他们之间却变得无所谓了。　（杜存武题图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