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继承並发展

陕西省杂文学会会长　毛锜

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之际，作为从事杂文写作的同志，重温一下毛主席在《讲话》中的有关杂文问题的重要论述，我以为对促进我们杂文界队伍的团结，进一步繁荣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和开展气氛健康的杂文理论研究，都是极有意义的适时之举，也是对《讲话》这一重要文献发表半个世纪最好的纪念。

在《讲话》中，毛主席关于杂文专门作了很长一段论述。重温这一段论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陕甘宁边区的特定环境，主要是强调了两点，即一个是要区分时代，一个是要区分对象。如果从把握其讲话精神实质出发，那么这两个区分对我们今天的杂文创作仍是非常适用和有启迪意义的。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毛主席说：“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杂文本来就是一种讽喻的文体，怎能废除讽刺？关键是要看讽刺的是什么对象。对敌人自然要“尖锐地嘲笑”，然而对“人民的缺点”则必须把握住讽刺的尺度。有关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当年也曾作过类似的分析：“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毛主席的论述和鲁迅有关讽刺的分析，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说，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杂文，要“真正地站在人民立场上”，要有“热情”和“善意”，在总的基调上是要鼓气，而不是泄气；是要补台，而不是拆台。

毛主席在《讲话》中所强调的有关在陕甘宁边区因社会条件和环境已与过去不同，因而“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论述，也是一个善意的忠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因时变，这完全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不难理解的。但意想不到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甚至把有同志阐发这一论点的文章，莫名其妙地扯到什么“否定鲁迅”上去，这可真是杜荀鹤一句诗所说的：“旋斫生柴带叶烧”。未免有点捕风捉影和意气用事了。有关这一问题，杂文界的老前辈廖沫沙同志，在前两年接见《杂文报》编辑时，只用几句记就说清楚了。他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与过去有所不同，现在大量的是人氏内部矛盾，所以杂文就不应当都是投枪、匕首，还应加上银针、解剖刀。”由此可见，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实质精神，在今天依然是“君子所见略同”。

毛主席一贯重视文艺，就中对杂文尤为关注。这从《讲话》发表的前一年，丁玲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需要杂文》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当时边区报纸上关于杂文创作和争论均极活跃。乃至在文艺整风中丁玲同志的《三八节有感》遭到批判时，毛主席还亲自出面讲话，指出“《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并明确地说“丁玲是同志”。这就把作者与当时认为错误性质十分严重的王实味区别了开来（尽管后来毛主席也认为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过重）。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对作为“报纸副刊的旗帜”的杂文格外重视，并在不同地场合多次谈到杂文问题。他别具慧眼地说过：“杂文家难得！”在另一次谈话中，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不管杂文事业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政治斗争风风雨雨的变化不定，时而受到“左”的或右的思潮的干扰（主要是“左”的干扰），道路极不平坦，但我仍然相信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肺腑之言。《讲话》无疑是矗立在历史长河边上的一座指示新文艺方向的里程碑。“万事无如公论允，诸贤莫与众心违”。一言以蔽之，对于《讲话》正如对待马列有关文艺的著作一样，我们还必须经常地学习、研究和重温。只有不断地重温才有可能进一步创造、开拓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自然其中也包括杂文创作在内），所谓“温故而知新”，正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