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调查报告）

文／高时阔

一

教育穷，以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为甚。

教育穷到什么程度？

陕西省西部某县城关中学，校舍陈旧且有危房，因经费奇缺无力修缮；教师住房更是十分困难，至今仍有30多名教师住在由教室改造的仅有5平方米的阴暗、潮湿的“鸽子笼”里。年复一年，老师们忍受着蚊叮虫咬和老鼠的骚扰。如此简陋的生存条件，何谈提高教育质量？

而在某些山村小学，则穷到人均公用经费只有一元多，连老师们最基本的办公用品粉笔也要一根根地数着分发。有的学校全年的事业经费只够教师发10个月的工资。

山海关外一个并不太穷的省份，省委书记致函县委书记，要求他们下大力气解决民办教师报酬的拖欠问题。然而，按下葫芦起来瓢，旧病未去，又添新愁。教委报上来的数字：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又欠了7000万。

湖南省有关部门曾对湘西某县一所镇办中学初二学生收费情况进行抽查。县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为43元，县教委自行决定增加民办经费16元，镇联校又增加代收保险费、建校费12.2元，镇中学再增加班费、杂志费、报名费、补课费、考试费19.8元，实际收费增至91元。该县一所带帽小学1—6年级一学期收费分别为69.5元、71.5元、71.6元、74.6元、74.6元、75.6元，比规定标准高出30元以上；初中1—3年级一学期收费113.25元、115.25元、115.50元，分别比规定标准高出40多元。

湖北省某市一所中学去年秋季开学时要求学生交建校费，高一每人交300元，高二每人交200元，高三每人交100元；学费也由30元涨到150元。

湖南省某县，去年秋季开学前夕，县教委负责人公然通过电视向学生家长讲话，为集资兴学，要求凡在校中小学生除交纳学费外，中学生每人要另交300元借款，小学生要另交200元借款，方能报到入学。一些家长问：在全省数得着的贫困县，学校向家长借钱，家长向谁去借？

江苏省苏北某县一所中学上学期要求所有学生每人集资1000元，其他学校也群起效法。该县有一穷乡，中学生每人要集资600元，小学生每人要集资200元。

河南省许昌市统计局曾对200家农户进行调查，1992年上半年户均学杂费支出高达305.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

一些学校为了从学生身上收费，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山东某县一个镇，中小学要求学生交花生米，小学5斤，初中15斤，后又改为收现钱，小学7元，初中20元。

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学杂费只包括班费和供学校统筹使用的杂费，现在一些学校却扩大为报名费、考试费、补习费、试卷费、图书报刊费、健康费、取暖费、仪器费、不及格罚款及各种集资捐款等，达二三十种之多。

四川省江安县某乡小学一年级学生要一次交学费65元，其中30元为学杂费、课本费，另外35元为桌凳费。

河南省新野县一所中学要学生交30元档案保管费，甚至买录相机也要让学生集资，钱早交了，可有的学生直到毕业也没见到录相机是什么样子。

二

提高收费标准，也许可解学校一时之急，可是给学生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学校固然穷，可一些贫困地区的学生更穷，甚至穷到连按政策规定的少量书杂费也交不起。

当城里望子成龙的家长不惜重金为孩子买钢琴、电子琴，送孩子上英语班、绘画班时，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却面临着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的困境。

四川省苍溪县，有个叫王翠华的女孩，因家境贫寒，妈妈打算让她退学。小翠华哭着跪在妈妈面前苦苦哀求道：“妈妈，只要答应让我上学，我以后不吃午饭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每到中午下课，翠华便远远地躲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呆呆地望着灰色的天空出神。她不愿让老师和同学知道自己没有饭吃。

安徽省太湖县桐山乡中心小学的学生胡为忠，父亲两年前去世，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暑假里他每天打柴卖钱。新学期开学，他背着一包硬币去交学费，硬币数完还差8角9分钱。在场的老师把小为忠搂在怀里，师生俩哭成一团。

比起那些被贫困逼得离开学校的孩子，王翠华、胡为忠还算是幸运的。

陕西省镇安县一个叫卿远香的女孩因家境贫困失学后，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学校期末考试那天，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原先所在的班，在剩下的半堂课时间认真地答完了考卷，并含泪写下了四个字：“我想上学！”

“我想上学！”这撕心裂肺的呼喊，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震颤。

大别山区有个叫江峰的小朋友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他因家庭困难失学后把最后一次寒假作业一连做了三遍，然后流着泪把作业交给老师说：“老师，您以后再也不能给我批改作业了。”

据国家教委1989年公布的一份资料，在我国2.2亿学生中只有1/3左右能读完小学；从1980年到1988年全国学生累计流失量达3700万人（主要是中小学生），每年失学的小学生就达400万人，其中至少有100万适龄学童是因贫困交不起书杂费而失学的。

100万，相当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口总数！

而一些学校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无异于雪上加霜，把更多的孩子推出学校大门。

安徽省休宁县太平乡一位初中毕业生考取了高中，可他却不能去念书。这位失学在家的少年说：“我有3个妹妹，一个念初中，两个念小学，这学期4个人光报名费就要470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何况这才是一学期。如果我要是上高中，首先得交252元。我只好辍学在家，可确实感到很伤心。”

这位少年还说：　“国家要现代化，就需要人才，需要提高国民素质。教育就承担着这一重任。可难道只有高收费才能培养出人才？这种乱收费其实是在人为地制造新的文盲、半文盲，是让我们这些穷学生不能继续深造。请求新闻界能呼吁社会，救救我们这些想念书的穷学生！”

平心而论，一些学校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决不是想把更多的穷学生推出校门。可是客观现实却是这样的残酷：当一些孩子含着眼泪离开学校时，他们怨恨的只能是学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学校的难处，只知道是学校高收费使他们无法继续上学。

三

学校穷，学生家庭也并不富裕，这是现实。

不增加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义务”教育将难以为继；提高收费标准，学生及家长又不堪重负；号召中小学办企业、经商亦非良策，况且多数学校无此门路。

中小学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曾有过贫困的时期，但也都经历过卧薪尝胆、全民办教育的阶段。二战后，几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国土上，最先建起来的是学校。亚洲“四小龙”，无一不是首先振兴教育。

我们国家摊子大、负担重，百业待兴，每年给教育投入四五百亿，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0%以上，按理说也不算少了。即使再咬咬牙，每年再给教育上多投入几十个亿，然而按“校均”、“人均”一算，只能是杯水车薪，难救大急。

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学校。这项被命名为“希望工程”的事业，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人们纷纷解囊相助。截止1991年底，捐款人次已达200多万，累计捐款1233万元，先后救助了全国23个省区、138个县的4万多名失学少年重返校园。基金会还用这笔钱援助建立了17所“希望小学”。

可是，每年新增加的失学儿童就有400万，只有4万人返校，太少了！

从1992年4月16日起，“希望工程”又推出“百万爱心行动”计划，其具体内容是：为捐赠者和受赠者牵线搭桥，使志愿捐赠者与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结对挂钩，定向资助一名或几名失学孩子上学，直至其小学毕业。从去年4月到8月中旬，短短的100多天时间，基金会就收到捐款1000多万元。

我国中、东部两个原先经济基础并不太好的人口大省河南、山东，依靠社会力量集资办学，在国内率先改变了农村小学“破房子、泥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的状况。1991年夏，江淮地区大水过后，安徽省响亮地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灾后不久，一座座崭新的学校便拔地而起。

中国虽然穷，但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据有的资料统计，我国12周岁以上6亿居民一年中用于办私事请客送礼的费用为人均118元，合在一起近700个亿，若能把其中的一半用来支持办教育，那将会是多么的令人鼓舞！

权威部门一位官员说：改革开放10多年，目前中国早已出现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有些人即使在西方也可堂而皇之地列入富豪名单。保守估计，中国百万级以上的富翁起码也有100万。

有一则报道说，律师张某，从深圳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不慎”丢失了西服上的一只纽扣。这只纽扣的丢失确实值得称之为“不慎”，因为它价值200多元，相当于一个小学生5年的书杂费。

香港实业家包玉刚、邵逸夫、李嘉诚先生这些年热心支持内地发展教育事业，多次慷慨解囊，有的捐赠已达六七亿港元。相比之下，我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大腕”、　“大款”们尽管平日衣食住行挥霍得可以，但对支持教育却显得并不那么热心。

正当笔者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恰逢国家教委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中小学收费工作座谈会在太原结束。会上强调要立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同时又提出要增加教育投入，完善筹资制度，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是如何落到实处，还有待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做出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