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妇与妇人商

（散文）　李文举

在我国封建社会，嫁作“商人妇”的女子，虽然过着“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的优裕生活，但大多命运多舛，空闺苦闷，思念情人的情绪困扰，怕遭遗弃的心理危机，时时生发出“闺中之怨”：“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等等。这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做为一个商人，其全付精力专于一个“商”字，必须长年在外，从事商品的远途贩卖，又受市场价格的制约，归期无定，失信爽约，使得在闺中的年轻妻子，由盼望、期望而终归失望，终于从内心迸发出了如泣如诉的闺怨诗：“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还有一种情况，大凡城镇的商业贸易区，也多是笙歌彻绕，烟粉菌集之地，“夜夜买菱藕，春船载绮罗。”巨商富贾，迷酒恋花，停妻再娶，已成为商人妇一种可怕的现象，所以丈夫出门，妻子总是用心良苦的告诫：“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怕归来迟，莫向临邛去。”临邛，是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识、相恋之地。情切切意绵绵诉说不要见新忘旧，不要给夫妻间带来不幸。

封建社会商人妇的命运总体上说是悲凉的。她们地位卑微，经济不能独立，传统的世俗又轻商鄙商，不允许妇女走出闺门，抛头露面参与丈夫的商业活动。

历史的巨轮向前翻滚了几个世纪，直至20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的意识正在从产品经济观向商品经济观转变，那种鄙商、抑商、轻商的观念也正在消失。商品经济已成为群众性的经济，城乡人民有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劳动权利。几千年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也纷纷投身于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过去的商人妇、农人妇、士人妇们纷纷进入流通领域，兴办家庭工厂，从事第三产业，小者提篮小卖，大者跨国做生意，过海发“洋财”。这是一种何等深刻而伟大的变革！妇女真正成为“社会人”的身份出现。

妇女经商具有自身优势，她们吃苦耐劳，观察敏锐，温柔多情，乐于助人，感情细微，又善解人意，加上入时的衣着、俏丽的装扮，经商办事比男人更会成绩斐然。鲁迅在《故乡》中所写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就十分懂得消费者心理。她擦着白粉，终日坐在豆腐店里，“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

不过，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妇女经商就其整体素质而言还处于弱势。即求利赚钱者众，提高素质者寡；满足现状者稠，竞争开创者稀。翻开日前报刊，见各地均刊出，“诚招天下客”的广告，但前去洽谈投资办厂，承包工程者在妇女界中却十分廖廖。其原因是，这些施展才华、鸿图大举的事业，一方面需要雄厚的资金，更重要的则要求投资者具有各种各样的准备。如，经济发展战略眼光，科学与民主的经营管理，深层次的谋略，历史人文知识的积淀，及至言谈举止的修养，待人接物的博雅气度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妇人商的弱项。有一位湖北的女商人，不知道武昌的黄鹤楼与襄樊的隆中；一位中国姑娘领着一家日本公司说，日本的女人受到良好的教育，站有站相，坐有坐态，很懂礼貌，而中国姑娘尽管长得美丽，身材好，但坐相不讲究，举止失态，用她的话讲，今后中国妇女必须搞好“内包装”，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云云。

中国的妇女生活得很累，既要搞一番事业，又要做贤妻良母。世俗使她们在生活上最容易满足，在心理上常存依附。赚得一笔钱，盖了一座小楼，就羡慕其他在家靠丈夫供养的妇女，“绿鬟皓腕，饱食浓妆”，于是不愿再奔波用脑了，把希望寄托于丈夫与儿子，谁若再称她为“女强人”、“巾帼风采”，她会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没有办法了呀，如若男人能行，孩子争气，我一个妇道人家，何必要出走争强受罪呢？”其卑微的依靠心理，又回到“商人妇”的位置上去。这是一种可怕的回归。报载，上海出现了一批过着寄生生活的商人妇，她们的丈夫有的是外国阔老，有的是国际倒爷，每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回到身边团聚一次。这些悠闲阶层，常年包租高级宾馆，每日美味佳肴，养尊处优，百无聊赖，年华虚度，无所事事，又缺乏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精神，其后来的命运与封建社会的“商人妇”没有什么两样。

柏杨先生说：“女人仅只经济上有独立能力，似乎还不够。……必须心理上有独立能力，才算是真正的人格独立。才有资格完成自我。”此话讲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