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莫斯科（下）

董治顺

“烟酒比杂志更重要”

“烟酒比杂志更重要”，是俄方翻译（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用来说明人们生活观念和需求发生的变化。我们在莫斯科街头漫步，翻译指着一些出售烟酒的小铺和亭子告诉我们：以前，这些都是报刊零售亭，从去年开始，变成了卖烟酒杂货的地方。人们的生活需求变了，兴趣变了，消费结构也变了。发生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物品供不应求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近几年，尤其是近一两年来，物价以惊人的速度上涨，到了人们难以承受的程度。每餐必须的食品——面包，过去1公斤的价钱是13个戈比（100戈比等于1卢布），现在需要13个卢布，上涨了100倍；被人们称为生命的土豆，每公斤也由10个戈比涨到13个卢布；自由市场上的猪肉，每公斤的价格是300—400卢布。在莫斯科，相当比例的家庭有小汽车，每公斤汽油也由40个戈比涨到15个卢布。许多人开支不起，只好让小车“休息”，而改乘地铁或公共汽车。

干部、职工的平均月工资，虽然已由300—400卢布增加到现在的3000—4000卢布，相当于过去的10倍，然而物价却上涨了几十倍、上百倍，人们对此普遍不满。莫斯科的居民户，大多是4口之家，每人每月购买食品的开支，需要2000多个卢布，工资收入的大头要用在吃饭上。好在医疗、小孩入托上学（直至大学毕业），仍和过去一样，基本实行免费；房租、水电费也很低，乘车非常便宜。

在过去的时间里，卢布在国际上的信誉是很高的，也比较稳定。近四五年来，逐步贬值，而且直线下降，越贬越猛。5年前，1卢布=3美元；2年前，6卢布■1美元；去年秋季，200卢布＝1美元；最近，500多卢布＝1美元。据人们预测，卢布还可能继续贬值。因此，有些商店对外国人卖东西，只收美元，不要卢布，街头的许多个体小摊贩也是这样。

这些变化，自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消费结构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人们关心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以关心经济为出发点的。如果政治与经济分离，或者离经济越来越远，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人们淡漠政治，甚至鄙视政治，以致出现“烟酒比杂志更重要”的观念，就不足为奇了。

都市兴起“地摊热”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基辅，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摆地摊、做小生意的。这些地摊中，卖玩具、工艺品的居多，还有卖服装、烟酒、手表、相机、望远镜的，有卖金银首饰，党旗、党徽、国徽的，有卖掇着帽徽、军衔的军装的，也有专门照相、画像的。就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布什的照片，也经过放大，再用木板裁制成真人那样大小，专供游人与这些“领导者”合影留念。另外，一些年轻人还有靠演唱、演奏赚钱的。在基辅，有一支5人组成的管乐队，见到中国人，便热情奏起我们熟悉的苏联名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总之各种买卖，应有尽有。当然，与中国城市的地摊、小铺比起来，那是远远不及的，还是显得稀少，冷清。而在莫斯科那样的城市经商，条件却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优越得多。那里马路宽，空间大，到处可以摆摊设点，进行交易。

过去的苏联，是不允许集体和个人经商的，街道两旁严禁摆摊，现在完全放开了。在俄罗斯，人们每星期工作5天，各地的国营商店也是一样，周末照例关门歇业两天。这倒为个体摊贩带来了好处，使他们的生意越发红火起来。历史是很有意思的，50年代，苏联被我们称为“老大哥”，一切向“老大哥”学习；30年过去了，时间推移到90年代，“老大哥”又反过来学我们，而且公开声明“在进行改革时可以借鉴中国经验”

在莫斯科，翻译领着我们走访了两家服装商店和一家食品商店。商店经理告诉我们，中国的服装、食品，是很受欢迎的。热水瓶、毛巾、玩具和各种鞋，人们也很喜爱。以前，他们从个体户手上进过服装，质量不行，很难卖。不论服装，还是食品，只要保证质量，他们是非常欢迎，愿意合作的。

从眼前看，在经济上特别是日用品的供应上，俄罗斯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它前身的苏联，毕竟是一个工业大国，基础比较雄厚，加上人口少，人均土地多，不可对其困难估计得过重，也不可低估其发展潜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后三几年内，是我们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发展经贸关系最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