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支点（报告文学）

杨焕章　王德华　黄益民

（一）

还是在古希腊文明时期，一位名叫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曾经自豪地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我们姑且称之为支点效应。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没有想到，当历史的篇章续写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支点效应”竟然成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十分焦虑而又十分关注的热点。许多企业因为资金缺乏而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然而，在古城咸阳这方古老的热土上，却有以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为代表的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借助于资金这个支点，争雄市场，为共和国书写着脊梁的辉煌。

掌握这个支点的，是咸阳市建设银行东郊支行行长陈应选和他的同事们。企业家们语重情切地说：“没有建行的支持，我们也许不能同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站在一条起跑线上。”

于是，在整个神州如火的7月，我们反复地去和建行东郊支行行长陈应选和他的一班人交谈、讨论，追溯他们高扬主旋律的思维起点。

早年毕业于空军工程学院，有过20年军旅生涯的东郊建行行长陈应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是一种情结，更是一种立场。当经济界、理论界的某些人坐在象牙塔内对国有企业的前途愁锁双眉，争论不休，甚至站在一种非历史的立场发出种种责难的时候；当极个别沐浴着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膨胀起来的“大款”们用一种嘲弄的目光鄙夷他们“无能”的时候，陈应选始终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他觉得有必要对种种疑虑和指责做出事实作为基奠的成熟的回答。因而，当1992年他被任命为正行长的时候，尽管支行还处于亏损的困境，资金投向在干部职工中引起种种争论，他仍然花了很大精力和时间，带上投资科的同志们到在支行建立帐户的国有企业中去调查。一位老局长拉着他的手说：“我们的机制在改革中迅速转换，我们的工程在竞争中独占鳖头，但仅仅这些还不够，我们需要资金，有了这个支点，我们可以撬动经济这辆战车。”那期盼的目光令陈应选心灵震颤。他以为这些有血性，有情感的男儿们在沉默地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进行着一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领域的拼搏。没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行长办公会议上，陈应选深沉而又坚毅地说，实践已经做出回答，我们前多年的抉择没有错。实践还将作出回答，我们今后的方向也将仍然正确。我们当然要热情地支持其他经济成份，然而资金的主导投向应当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后来，他将自己的认识进一步加以逻辑抽象，便产生了一篇题为《关于经济转型期建行工作的几点思考》的论文，其中不乏精彩片断：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性质决定了银行作为经济杠杆，任何时候都应该把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一项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我国之所以能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主要是依靠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社会化程度高，技术力量雄厚，尤其是有一支同现代化工业相联系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是任何其它经济成份无可比拟的。

△有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之所以处于低谷和困境之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内部机制不活，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市场的应变能力不强，只要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就一定能够再展雄风。一个社会主义银行家应该具有这样的战略眼光，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伴随着深遽而又丰富的理论思维，是一曲以岁月为线谱，以数字为音符的“银行家之歌”。

东郊支行辖区内的1607户企业，那一家领导都能如数家珍地讲出无数个东郊支行支持他们克服困难，转换机制，走入市场的动人故事。

（二）

物理学的实验证明，当寻求到杠杆的最佳支点时，往往会产生事半功倍的奇效。而建行东郊支行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当把资金这个支点送到企业家手里的时候，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凝结便会产生出巨大的生产力。

就说矗立在市区东郊欢歌腾跃的咸阳石油助剂厂吧，当初在千古帝都挂牌办公时，除用于筹建处日常行政性支出的5万元开办费孤零零地立在建行的帐户以外，征地、基础设施建设，购置设备所需的近亿元还只是写在报告上的概念。这信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东郊支行获取的，然而，陈应选那条十分活跃的经济神经却因此而被紧张地调动起来。他当即找到如今的厂长，当时的筹建办主任周舍予说：“支持重点建设项目，是建行义不容辞的职责，有难处，你尽管讲”。陈应选快人快语，周舍予开朗健谈，一语中的，两人不谋而合地将视角的焦点调整在资金这个关节点上。那是一场20世纪90年代妙语连珠的“隆中对”。淡茶浓烟中，东郊支行一班人陈述三步妙棋，一是东郊支行分期贷款2700万元，马上向市行申请成立东郊支行渭城办事处，经办具体业务。二是由建行出面，奔赴局机关，汇报资金调研情况，发动局属单位筹集资金。三是在驻咸中、省企业和市属企业中发动资金人股。厂子建成以后，以平价油偿还。一潭水就这样被这具有战略目光的构思给启活了。周舍予眉色飞舞地说：“有这战略构想垫了底，什么样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蓝图好绘棋难走，每一步都关系到重点工程的前途和命运。90年代的第二个元旦刚过，建行渭城办事处在助剂厂筹建工地上挂牌开业了。他们开场的第一声锣鼓就是为助剂厂寻找补偿贸易户而奔波。东郊支行一班人带着渭办工作人员拿上建厂集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开始了为一个企业起飞而进行的游说。从中央驻咸单位陕西彩虹电子集团总公司到省属大公司渭河电厂；从国防建设企业795厂到建设劲旅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一家一家地宣传政策，一户一户地做工作，一项一项地开展咨询。那些日子，陈应选常常是半夜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出去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月，200多户中省、市大中型企业上门集资来了。企业家们对重点工程的热情使东郊支行人感慨万端，令周舍予心潮起伏。3900万元，这是一个由数万颗热心凝结成的数字，然而，在助剂厂盘子上，它也不过占了1/3，尚有3100万元的缺口，而距破土动工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办？支行一班人当即决定走第三步棋，邀请市建行副行长梁明慧带队上庆阳石油管理局筹集资金。4月的庆阳，尚在陇树朦胧春色微之中，咸阳东郊支行一行5人，往返3次，行程1800多公里的热情却给陇原古地送来了煦煦暖意。第三次到庆阳，从局长到总工纷纷说，冲着你们这颗热心，我们理应同舟共济，让你们满载而归。当天下午局里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号召处以下单位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电示油田驻咸阳器材库将库存的器材就地销售，收入转到石油助济厂帐户，到梁明慧他们回到咸阳后，资金已落到了实处。5月1日，石油助剂厂破土动工的鞭炮声在滔滔渭水中掀起层层浪花。工程总指挥周舍予心热眼潮地说：“长庆人忘不了市政府为争取将厂址定在咸阳而表现出来的那么一种竞争精神，更忘不了建行东郊支行的悠悠公仆情。”正是有了这个后盾，石油助剂厂从破土到投产只用了1年半时间。有一天，当这个厂的元勋，已经坐上厂长交椅的周舍予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应选时，两人曾有一段风趣而又意味深长的对话。陈笑着说：

“你来咸阳不过2年时间，咋就当上了人大代表？”周舍予底气十足的回答：“有你建行这个财神，我咋就不能当人大代表呢？”说毕，把一串宏亮的笑声永远留在了那温馨而又活跃的会议室，也把一种“情系国企”的情愫留给了后来登门采访的记者。

在东郊支行人的编年史上，比这更精彩的篇章俯拾皆是。

铁道部第二十局副局长冯兴国回忆起10年来东郊支行对他们的殷殷情谊，感叹不已。80年代的第四个春天，震憾中外的百万大裁军浪潮，将铁道兵十师官兵从巍巍的青藏高原卷到渭水之滨，人地两生，是建行的同志给了他们起步的原动力。他们兵改工后的第一仗就是承包铜川罕金镇到东坡镇35公里的铁建工程。尽管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大背景下，然而东郊支行为企业着想的使命感却屡屡使他们铭感肺腑。投资科长叶安民背着干粮水壶，徒步35公里，沿村村社社考察，光是笔记就记了10多万字。建立在这个科学基础上的投资机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罕东线在当时铁路建设中创下了几个第一。从一九1984年改工开始，建行东郊支行先后为铁二十局注入流动资金1944万元，仅今年初一次就投入650万元，1989年，由国际银行贷款修建的济青公路投标中，70多家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资金实力雄厚，信誉高者胜。又是东郊建行派员奔赴现场，从调研评估到出具2亿元保证金信函，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比通常的程序缩短了一半。

是一个久旱之后落雨的日子，我们到座落在古城东郊的陕西玻璃厂去采访。党委书记李宇森指着窗外淋漓的雨线说：“要论建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就象这窗外的雨！”且不说在建厂期间先后投资1470万元，办理人行委托贷款3330万元。也不说投产后又先后注入流动资金数百万元，更不说为改建输电线路一笔提供贷款34万元，思路清晰的李书记说起不久前的一件事情。今春，企业经营状况刚有好转，他们就赶忙还上30万元的利息。他们知道，这些年来，东郊支行一直背着挂息700多万元的沉重负担支持他们，企业有了收入应该想到银行的困难。可谁知道钱刚上帐，购买原材料的电报就来了。玻璃厂的头头们很难为情，刚刚上帐的款怎么好意思再汇出去呢？然而，陈应选行长得知这一情况，二话没说就如数将这一笔款汇了出去。后来，我们在采访陈应选时，才知道就因这30万元，影响到职工当月的奖金收入。有些青年人想不通，有怨言。陈应选在职工大会上说：“我们整天说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那么还有什么比企业的需要更重要呢？”一席话落地，铿锵有声。陈应选不只有着军人的刚毅，更有着一腔柔肠。职工的收入受到影响，他自责了好半天。他对记者说：“我要感谢那些在青春海洋中编织理想的年轻人们，是他们风雨同舟，共艰扶危的精神撑起了一方天地。”

（三）

经济生活远比做一次杠杆运动复杂，在东郊支行人的心目中，“支点效应”始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用陈应选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公仆不当婆婆，当参谋不当家长。

那是一天中午，陈应选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引出一句经济学理论色彩浓厚的话：“当你将资金送到企业手里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那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好人际关系，也是给企业送支点”。5月，是长庆人在咸阳开掘第一锨沃土的日子，然而也就在这时，任家嘴村的村民冲到工地上来了。几百双眼睛几百张嘴，几百把镢头几百张铁锨，定要讨回个公道才让施工。等到支行领导闻讯赶到工地，连渭办的工作人员也被愤怒的村民团团围住了。原来，石油助剂厂当初同当地土地部门达成协议，建厂征地，补偿费1400万元，在8个月内分三次付清。而这个职能部门与村民协议时却说一次付清青苗补偿费。中国的农民最善良，可也最易动感情，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气撒在了助剂厂身上。陈应选说，企业的困难就是建行的困难。他们当时就在工地上成立协调小组，苦口婆心地疏散和平息群情，之后又三次将职能单位和长庆石油助剂厂以及村民代表邀请到建行，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不过，索要土地补偿费还只是问题的表面。严峻的现实是，对于世代在故乡热土上耕耘的农民来说，割舍同土地的联系毕竟还要经历心灵的磨砺。支行人情感的丝弦一头系着勃起的石油化工工业，一头牵着经济转换中的农民兄弟，他们深入到农家院落，交朋友，察民意；又出人于石油助剂厂筹建处和政府部门牵线搭桥，让闲散的村民承包了土方工程。

这些事按说不管也可以，然而东郊支行却干了。陈应选坐在行长的交椅上，结束了起伏跌宕的回忆，银色的眼镜框后的一双眸子溢着笑意说：“你看跑的这路，受的这苦，是公仆还是婆婆呢？”

陈应选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画面中走马上任的。一方面，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终于摆脱了作为政府机关附庸的地位，开始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下走向市场；另一方面，建行作为专业银行，同样面临着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历史机遇。而历史总是分外钟情于那些最善于驾驭命运和机遇的强者。东郊建行人以富于经济色彩的目光敏锐地注意到这两个转换的枢纽和结合点——效益。既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又能给银行自身带来效益，这就是今后经济行为的价值座标。效益从哪里来，从机制来，它的深厚的底蕴在于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统一平衡；宏观与微观协调发展；竞争与激励相互促进的崭新的机制。那个“当参谋不当家长”的命题的丰富内涵也许就在于此。

铁二十局兵改工后一度存在着不适应和种种弊端。这支曾经转战边陲塞外、大江南北的铁军，曾长期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在铺下一条条铁龙，凿下一孔孔隧洞，竖起一座座丰碑的同时，也为不少官兵思想上灌注了一种“家大业大”的观念。当一万多人吃饭问题象大山一样压在头上的时候，他们也曾出现过有利没利都干的决策失误；当为了参与竞争而四面出击的时候，重复购置设备，盲目增加一次性消费设备的管理混乱也随之而来。好几百万元的设备，在一次工程结束后，便闲置起来，造成资金沉淀。这也许是进入市场后必经的阵痛。1988年、1989年，二十局这辆载着历史沉重的战车终于走人低谷。困境中，他们找来建行同志一起会诊，寻找良方。陈应选带上叶安民等，到各个工地实际考察。那些浪费的材料，闲置的设备，让他们看了心急。发电机、搅拌机、翻斗车、电焊机，平均完好率不到60%。钢模板、钢管机具回收率不到50%。有一个队从济青工地搬家时，脚架、钢管不足2吨。问题的核心就在一个“大”字上，大手大脚大锅饭。回来后，他们顾不得洗掉泥尘，就连夜起草调查报告，提出了以破“大”为核心的构想。建议化小核算单位，实行局、处、段、队分级核算管理，经费承包，相互制约；强化监督机制，加强资金管理，每月报表由建行逐项审核；放开眼界，引进地方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实行百元产值含量工资包干。这些闪烁着改革之光，针对性、操作性极强的方案计划，理所当然地受到二十局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并且很快取得成效。一年下来，二十局报表上首次传出盈利30万元的喜讯。二十局从此走出低谷，一年一个台阶地向上腾飞。我们当然不可低估市场的效应。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冯兴国副局长自豪地告诉记者，仅百元含量工资一项，就为企业积累6000多万元，于是我们记下这个不断向亿元叠加的数时，对“支点效应”这一概念的理解，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力学范畴。

的确，在东郊建行人的心目中，支点效应不是一种单纯的注入资金的战术理论，而是一个要启动企业走向市场，遨游市场，立足市场的战略构想。这样，他们就把银行的使命与企业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1992年，刚刚起步的玻璃厂就遇到市场疲软的逆境，大批产品积压在库，职工发工资都很困难，何谈偿还贷款利息。企业需要市场，这急迫的呼唤使陈应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连夜召集行内职工会议，发动一场为玻璃寻找市场的活动。第二天，他驱车前往玻璃厂，在那些日子，李宇森一见到银行的人就头疼。然而，陈应选笑了，他握着李宇森的手说：“老伙计，甭担心，我不是要帐的，是给您来送钱的。如果现在有车，就请将库存玻璃往建行大院拉，我给您找销路。”李宇森还能说什么呢？虽然玻璃最终没有拉到建行的院子里，然而，建行的电话却很快在秦岭渭水之间编织成一幅多彩的市场联络图。这一年，他们为玻璃厂推销了价值200万元的产品。然而，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趟着银行架起的彩虹桥，陕玻人顺利地实现了与市场的接轨。

1993年来，对于陕玻人来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建厂4年，第一次盈利，他们没有忘记东郊支行。首先还上了120万元贷款利息。这与他们所背的沉重的贷款相比，也许微不足道，而我们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甘沉沦的企业精神，是一种新型的银企关系。

陈应选是一个辩证思维十分活跃的人物，他新奇的观点是把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也看作是支持自己，他深信国有企业是建行走向商业银行的主要伙伴和支柱。这一闪光的见解很快被东郊支行的实践所证实：1991年，还处在亏损102万元的沉重压力之下，1992年一举扭亏为盈，出现了存大于贷的可喜局面。1993年存款突破一亿元。纯利润达到450万元。到今年10月底，存款余额已达1.4亿元，预计年底纯利润将突破近500万元。

东郊支行人的雄心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不仅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推动力，更在他们眼前展现出广袤无垠的高天阔地。9月，渭水之滨野菊怒放，渲染一个金色的世界，在这个关中大地收获的日子里，东郊支行东风路分理处在一片浓烈的爆竹声中开业了。蓝天下，那“高扬主旋律，坚定不移地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巨幅横标，在秋风中高高飘扬，幻化出绚烂的五色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