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痛痛快快地骄傲一回

从上小学起，老师就教诲我：“满招损，谦受益”。中学和大学是在西安上的，古长安的淳朴民风熏染了我：“少说多做，留有余地”。从事文艺评论和美学研究之后，职业训条和前车之鉴更是规范了我：“宁说九十九，不说一百一”。

于是，十年来，每每说到我参与刮起的陕西乃至全国的喜剧小品风时，我总是在职业惯性的驱使下，不仅谦虚地把陕西俯就为全国喜剧小品众多队伍“之一”，而且在进行横向比较时总不免端起先人后己的“绅士风度”，以人之所长比我之所短。

但是，近一二年来，当我静下心来认真比较了全国各地诸多比赛、晚会所推出的喜剧小品之后，感到不对了。综观当今华夏小品之艺坛，除中央军外，真正具有一流水平和实力的似乎主要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前者以辽宁为首，后者以陕西为最，这样便形成了京、辽、陕的三足鼎立之势。其实，京都队是一支综合队。除中央电视台及京城的几大剧院、几家制片厂所聚集的一批人才外，辽宁的赵本山、黄宏、潘长江、陕西的郭达、杨蕾、赵克明、由二群的入盟是举足轻重的两支生力军。即便如此，在这鼎立的三足之中，陕西固有某些明显的劣势（比如陕西方言远比北京和东北方言难为外地观众接受），但也有不少弥足珍贵的优长之处——

比如，喜剧小品在古都长安似有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86年陕西电视台举办首届喜剧小品电视比赛时，万人空巷，街谈巷议，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收视率。西安市民对石国庆、郭达、杨蕾、刘远、李荣昌的熟悉程度和自豪之情绝不亚于北京人对陈佩斯、东北人对赵本山。

又如，在陕西电视台以及省文化厅、省总工会、省喜剧美学研究会的通力合作下，从1986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一连举办了七届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成为陕西一年一度的“欢笑节”和我省喜剧小品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七届比赛以及其他十余项省市级赛事就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并培养出一支庞大的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喜剧小品编、导演队伍。它与其他兄弟省市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毫不逊色。

再如，陕西的这支队伍在省市宣传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艺术界、理论界的默契配合下，不仅奉献出当代中国小品艺术的代表作——《产房门前》、《大米与红高梁》、《张三其人》、《延安情》，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稳定的美学风格，这就是：重视思想内涵与剧场效果的统一，力求“爆而不俗”；努力强化“小品意识”，保持小品独具的美学特征，与小戏的传统结构模式划清界限；将语言与动作相结合，追求小品的综合效果；就风格本身而言，既防止赵本山式的模式化，又切忌万花筒式的趋时化。

更值得炫耀的优势是陕西省的小品创作、演出队伍是“两条腿前进”，即专业与业余并驾齐趋。陕西的职工小品创作演出队伍之庞大、作品之丰富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当我想明白了上面几条我们确实具备的优势时，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自豪感相拥而来。我突然怀疑起自己奉行多年的谦谦君子风度在市场经济和竞争意识呼啸而来的今天是否有重新审视之必要？

于是我写下了本文的标题：真想痛痛快快地骄傲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