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爬不上去的大山

咸阳塬是一块风水宝地。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不乏才俊辈出，优秀青年企业家，陕西省咸阳粮油机械厂厂长杨正中就是其中之一。

人生无坦途

奇怪的成份。杨正中家里的成份是“工商业占有土地”。杨正中立世40年，这个成份他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也没有听说过，但过去全家却一直将其重负着。尽管周围的人也都没听说过这样一个古怪的成份，但大家不约而同且极其可怕地一致认为这是个坏成份，和地富同类，也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对杨正中来说，这个成份给他直接带来的困难是每学期报名的艰难：“杨正中，啥成份？”杨嗫嚅地答：“工商业占有土地。”“没有这样的成份！”杨坚持说：“我就是这个成份嘛。”报名的人马上怒呵：“我说没有就没有，不予报名，回去！”回到家，妈妈抹去正中眼角的泪珠，说：“念不成书咱们就不念了。”不是妈妈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是她有更重的心事，因为她的成份是地主，属货真价实的坏成份，只因是家属，便不为人知，继而逃避了社会的管制。她怕深究这个怪成份而连带出自己更坏的成份对家庭、孩子就更不利了。但爸爸不这样：“成份是成份，书还是要念，学还是要上！”爸爸从老家农村开了一个关于怪成份的怪证明，杨正中便就勉勉强强的又开始读书，但歧视逐年加重，至初二他便不得不转学去陕西煤炭基建公司中学，从铜川的北端走到最南端，离家10多里，14岁的他只能一星期回家一次，他那时心灵最大的感受是被遗弃后的孤独。

奇怪的右派。杨正中的爸爸是右派，啥时间为什么划成右派？杨正中的爸爸不知道，全家人也不知道。但右派是无疑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杨正中的父亲承受着漫长的批判、游斗。杨正中从记事起，便开始了他的另一种“课业”——去牛棚给父亲送水送饭送衣。每至此时，他便能听见身后的儿歌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有两件事他终生不忘。11岁时，在家忽听得街上有锣鼓声，他觉得新鲜，便飞奔出去。人好多，一街两行在看热闹，他正在拼命地往里钻时，一把大手把他揪住，揪得好重，抬头一看是邻家李妈。李妈面带怒色：“有什么好看，回去！”便提了他的耳朵一直送到母亲面前，并叮咛说：“孩子小，有些东西不能让孩子看，不能让孩子受刺激。”事后他才知道，那正在游斗的是他的父亲。另一件是初一的事，杨正中去父亲所在单位学工劳动，晚上说是要开批判会，批判谁不知道，但务必每个人都参加。杨正中按时去了，会马上要开时，班主任张老师把他叫到一边说：“你回去吧，这会有啥参加的！”又说：“别人问时就说肚子痛，绞着痛，快走！”他走出会场，便看见爸爸被人看押着站在—边。

为了右派，爸爸和家人受了天大的委屈，但这又算是什么右派啊，一会说是，一会说不是，文化革命又说是漏划，再后来纠右时，人家告诉爸爸：“给你平什么反，你压根就不是右派嘛！”

母亲的嘱咐。母亲慈善、胆小，最后终于忧虑成癌。杨正中在东北上大学放假回来，每次接他的总是母亲，而当他大学毕业拿着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回家去的时候，接他的却换成父亲和小妹。他高兴，一路的话，父亲和妹一直强颜应付。至家门口，父亲才含着泪告诉他：“你母亲得了绝症，不行了，但她不知道，你不要说与她知，也不要露出不高兴来。”他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忍了好半天，有了点平静，才走进屋里。他告诉母亲，他大学毕业了，分配得也好，还领了一个月的工资。母亲很高兴，接下他递上的45元钱，端详半天后压在枕下。虽然大家都瞒着，但母亲已预感到自己不行了，便拉了正中的手说：“人不可张狂。干事不可没有心劲。要善待人，不要歧视人、冤屈人，人在难处要帮，帮人就是帮已……”

背着母亲的叮咛，杨正中谨嗔地生活着。他为人随和，做事勤奋认真。自己是普通群众时，他能善待同志。当厂长有权力后，他仍能善待下属。有误解时，别人发难他，冲他示威，他不动声色：“气头上嘛，谁没有一点脾气。”“不理解嘛，理解了，啥事也就没有了。”他不轻易地处理人，对事也不死揪，而更多的则是透过事情找出漏洞，进一步健全制度。职工得病、婚丧事，他要登门探视。企业再做难，工人和离退休职工的医疗费一定要保障。职工的孩子患绝症，他带头捐款。物价上涨，离退休职工和家居农村的职工家属生活困难时，他连续两个春节，分别给他们送去300元和50元。杨正中时常庆幸自己的心胸和性格，倒说：“这完全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话又说回来，每提起母亲他也很内疚，他现在可以说是功成名就，家庭幸福，诸事不愁，但遗憾的是母亲没有多看清明盛世一眼，没有享他一丁点福。

没有爬不上去的大山

“是书亲还是我亲？”杨正中学的是铸造专业，分到粮油机械厂的前两年还对口。随着市场的变化，到第三年铸造车间撤销，企业完全转向粮油机械的开发，杨正中由适应变成不适应。恰逢这时，厂里又把技术主管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这无疑是一个考验，杨正中没有退缩，他的人生信条是：“没有爬不上去的大山！”不懂就学，但又不能停下来学，不能闭门专修咱就边干边学。他主持参加了30t/d浸出法制油成套设备的研制，边干边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学习。同时，又参加了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的业余函授。他睡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滚爬在工地，衣服脏了不知洗，胡子长了不知刮。三年过后，他成功地组织开发蒸炒锅、过滤机等新品4项，攻专业课20余门，在《中国油脂》、《粮油食品科技》等专业杂志上发布论文、工作论述24篇，由一个外行变成了粮油机械开发制造的专家，并被破格提拔为高工。大家都为他那惊人的成就而感叹，但杨正中的儿子并不以为然，他指着满地的书问杨正中：　“爸，是你的办公室亲还是咱家亲？”杨正中一愣，继之一笑。儿子又问：“是你这些烂书亲还是我亲？”杨正中又是一笑，这笑是复杂的，杨正中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欣慰、是苦涩、还是内疚……

“你还知道没有气。”新品的开发再难也莫过于叶片过滤机的研制了，这一产品是当今最先进的，也是取代板框压滤机的最理想产品。适时正逢粮油机械市场萧条，企业把未来的振兴希望全赌在这个产品上。但结果不遂人愿，产品研制出来后，调试结果一塌糊涂，滤饼不成形，振动落碴不畅。反复8次均告失败之后，一些人失去信心，认为这个产品所存在的问题不管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都是不可能解决的。杨正中仍然是他的“没有爬不上去的大山”的信条，他带了两个技术员和一个工人，一起住在现场，调试，翻看资料，现场研讨，出外取经，没明没夜45天，终于在操作工艺和网子选型上找出了原因。产品研制成功后，杨正中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对妻子说：“赶紧弄几个菜，让我吃顿爽肚子饭。”妻子说：“你把液化气打开。”杨正中过去一打，不着，说：“没有气吗。”妻沉着脸说：“你还晓得没有气，你知道家里有多久没有气了，你知道我们娘俩这一个多月是咋吃饭的？”　疑途问路

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国有企业在承受着强大的冲击。在这种持续的冲击中，一部分人在苦斗、摸索，一部分人却直言：“国有企业无路可走”。杨正中属于前者，他自信“国有企业有路可走且前途依然！”数年来，杨正中就国有企业的出路问题做了许多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事实（企业每年145万元上下的利税）证明他的认识是正确的，实践是成功的。

富余人员向市场分流。国有企业最严重的问题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问题是明摆的，但就是解决不了。相反管理层越压越大，管服人员越减越多。省粮油机械厂长期富余的管服人员有60个，占全厂职工的20%。这些人不仅不创造效益，而且企业每年还要为其支付工资40余万元，成为企业的包袱。有些人主张砸掉这些人的铁饭碗，让其自寻出路。一些人主张将其推至生产一线。杨正中没有同意，他认为把这些人盲目推开和让其又“肿”在一线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负责任地把他们推向市场，让其参与社会竞争。这样既消了企业的“肿”，又能让他们为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他的具体做法一是帮助这些人选择有市场的项目；二是给他们注入一定的启动资金；三是新实体一旦运行起来，马上和“母体”分离，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近几年，企业新建各类公司5个，研究所一个，分流二三线富余人员60余人。以去年为例，这些人除为企业节约48万元的工资性支出外，还给企业上交了13万元的承包费，企业负担没有了，职工的福利待遇也就上去了，厂内每个职工的平均年工资由上年的5000元提高到8000元。

“扩活缩死”的分配机制。杨正中认为在工资的构成上，国有企业的工资普遍是死工资大（占90%），活工资小（占10%），每个职工工作不管好坏，死工资基本保证，活工资和工作实绩挂钩，而甚小的10%的活工资又刺激不起来每个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杨正中对固有的工资构成进行改革，扩大活工资，缩小死工资。活工资占60%，死工资占40%，活工资包括岗位工资、技能工资、效益工资，死工资仅是90元基本生活费。完不成任务的或不能坚持上岗的只能拿基本生活费。这完全解决了职工随意脱岗和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只干活不管质量、当工人不学技术等一系列问题。

全员效益观。国有企业生产的特点是投入大、消耗大、产出少、效率低。企业职工只管生产，不管物耗，不管效益。杨正中认为问题在内部机制上，根子是生产销售相脱节。他提出全员效益观。具体做法分为两大块，一是在管理层把生产和销售分开，以销售为龙头，销售部门根据市场需要组织货源，销售部门根据订货量和生产部门签定内部合同，生产部门依据内部合同组织生产，以此克服生产销售两张皮问题。二是实行分厂制，各分厂实行内部核算，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和内部利润提成”的经营承包制。百元产值工资含量激励高产，内部利润提成控制物耗。企业生产贯彻全员效益思想后，库存减少（过去有时产品积压高达400万元），平均工效提高50%，平均物耗降低7%。

市场竞争就是产品竞争。国有企业不大重视市场，最大特点，一是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产品和市场不对路；二是盲目开发，想主观领导市场；三是开发周期长，市场需要了开发，产品还没开发出来市场又变了。杨正中的口号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生产经营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市场问题归根到底是产品问题，怎样使产品适应市场并一步不拉地跟着市场走，他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专门成立一个研究所，研究所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所专门研究市场，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并开发研制新品。二是在厂内成立有新产品科技流动站，技术人员一旦设计出新品，立即进入流动站，从技术工艺、制造过程，到安装调试全过程负责，凡进入流动站工作的技术人员均为高薪待遇。科技流动站又不搞终身制，有新产品进去，研制完便又出来。过去企业只有两种产品，而现在已高达110个。过去研制出—个新产品，是被动地向市场推，而现在每一个新产品的开发完全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过去研制一个新产品需要12个月，而现在只需60天。

本报记者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