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李晓伟

匡燮

李晓伟有多副笔墨。

他写很厚重的小说，写著名的报告文学，还写苍凉灵动的散文。

他是青海作家，他的才情和成果属于全国。现在，他要在陕西出一本散文集了，就让我在这个集子的前边说上一些话。

我不想再提“黄土地”这样的说法，这个词太时髦，被太多的笔墨弄得似乎有了不少的俗气。虽然，他就出生在这块皇天厚土的关中平原，和这里的农村孩子一样，穿过露着大拇指指头的“踢死牛”布鞋，在辙印很深的土路上奔跑，趟起一溜烟雾般的黄尘；虽然，至今他的肠胃还执拗着只接收家乡那裤带宽的面条和半寸厚的锅盔馍，而常常因为缺少这两样营养的供给，使肠胃的虚弱要靠浓浓的红茶来消解。

“真的，我的胃病就是坚持喝红茶喝好的。”他说这句话时，眼里放着光。

但是，他的文学生命注定要在海拔很高很高的青海高原上成长，黄土地只在他的身后，那是一块奠基的土地，他文学的高原要从青海湖畔和日月山巅凌空耸起。

是的，日月山是唐番古道上的豁口，那地方好像没有烈烈雄风，有的是滚滚浓雾和砭骨寒潮。日月峰上有藏族同胞用青色片石垒起的石堆，从上面扯下来许多吉祥的彩条儿。而那些浩荡的雄风，都在青海湖上聚集着，将深沉的湖水掀起蓝色的大波，让湖中的鳇鱼随波逐流。草原就格外博大起来了。草枯草荣，花败花开。地太大了，好长的柏油马路，细成了杂花绿草上的一痕黑纹，路旁，卖鲜蘑菇的藏族妇女如豆，飞驶的汽车如甲虫；天太大了，没有一块乌云可以把天盖严，也没有一片阳光可以把天铺满，乌云再浓，总有一把一把阳光从云隙照下来，阳光再灿烂，总有一堆一堆乌云在天上堆着。

李晓伟生活在这些湖海山川、风云变幻之中。

他个子不高，人也瘦，却筋筋骨骨的，一块铁。有一年夏天，我在西宁访他。那时，他还在一座军营里干事，却穿了一身很平常的老百姓服装。家里很空荡。他坐在木凳上，木讷讷的，只是微端起聆听我乱砍，一个多小时后，突然说：“走，咱们吃饭去。”就带我到了街面上的一家餐馆里，点了许多的菜，一筷子接一筷子给我夹肉吃。一个劲地催：“吃，吃。”

餐馆面街的一边是落地玻璃窗，玻璃很净，清楚地看到街道很宽，人很少。

我说：“好了，好了，已经饱了。”

他却又把酒杯举起来：

“喝！”

酒怀里是青海特有的青稞酒，比五粮液阳刚，比西凤酒涩厚。他扬起头咕咚一下干了。

“怎么样，青稞酒？”他把嘴很咂了一下，发出一声拖长的响。

不久，他到西安来，带给我半箱青稞酒。

我就想，这李晓伟，一介书生，既有秦人的朴讷，又有牧人的豪放，他一定是将关中平原上黄土的精气和青海高原日月的光华，一齐呼吸吐纳，铸造出他性格中这一种裸露的真诚了。

真诚是创作的底气和灵魂。

凭了这种定力和功夫，他才能从翻动的大湖上，看到这滚滚黑焰里腾跃着一个骚动的灵魂，颤动着一颗不安份的心；才能从野岭深处发现黄羊群也像大雁、像战士一样排着整齐的队列前进，而那只瘦削的黄羊却在一个高高的沙丘上站定了，缓缓地移动着身子，像守望这支队列的士兵；才能从空间的博大中感到生命的渺小，从时间的永恒中感到生命的短暂，从环境的蛮荒和严酷中感到生命的孤独和美丽。

于是，他顿悟生活自有生活的逻辑，生活自有生活的轨道，一切神圣的遗言和承诺都不可靠，他要从古老传统的观念图腾上跃过去，完成自己再生的否定。于是，在他笔下，或奔放或潇洒，或质朴或灵动，或幽愤或高歌，或写实或空灵，或传统或新潮，文无定法，文无成则，在一个并不规矩的跑道上不断冲刺。于是，他在有了那些小说、那些报告文学之后，又有了这一本散文集。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是李晓伟任意挥写，率性驰骋的另一块领地。

《诗经》唱道：“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李晓伟应道：“爱心死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死了。”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李晓伟在青海湖畔说：“青海湖上的光环，不仅是心的造影。”

我向晓伟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