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之禀

李文举

近日偶翻一部旧县志，见在谈及秦人禀性上，该志书这样说：“（秦）人性质实，士风俭朴，农尚力作，不鹜商贾，士守师说，不喜奔走，女节仆忠，气劲言直，工不奇技，器不淫巧……。”这些话是清康熙年间编纂人讲的，迄今已有三百多年矣！三百多年以来，我们陕西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经历了朝代更迭，社会变迁，欧风东渐，及至时下改革开放之推动，陕西人的观念亦有了较大的更新，生活方式也已大大的改变，但常言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掩卷想来，总觉得给陕西人的这幅画像在今人的身上仍不时可见。

我们秦地，物华天宝，得天独厚。战国时苏秦始将连横，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的确，我们陕西是一块“埋皇上”的风水宝地。古代如此，就是近百年，既少大旱洪水，又少兵燹战祸，老百姓大体上总是附着在秦土之上，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如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生于斯，长于斯，一直到死，固守一隅，无需流动，无需迁移，自然也就少了地域间的融合与交流。以“社会学”的观点，如此，活动范围狭小，造成了人与人、村与村之间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的孤立与隔膜。由于田肥美，只要肯力作，就可以温饱，无须去经商而到处奔走；由于不交流，也无须学习外人精湛技艺，所制造的器具，只求结实耐用，用上几代不坏，就是好货。孩子在父辈的圈子里长大，父辈的习惯、爱好、生活方式，照例承继、保存无误，然后再传之以下一代。同一剧种秦腔，也只有那么几出常演的戏，女节如《王宝钏》，仆忠如《忠义侠》（周仁回府），演之又演，父辈们爱看，儿孙辈爱听，代代相袭。至于外来的剧种剧目，据说不适合秦人气劲言直、慷慨激昂性格，一律拒之于关外（多指农村）。

如此禀性，怎样形成？有人说源自于陕西的土厚与水深。明人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一书中说：“关中多高原横亘，大者跨数邑，小者亦数十里，是亦东南冈阜之类。但冈阜有起伏而原无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牵连而来，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级而登。葬以四五丈不及黄泉，井以数十丈方得水脉，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盖关中土厚水深，川中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秦人的博大劲直与川人的委曲推移，是否与“水土”有关，笔者未及深究，但土厚水深的地域环境，生就的秦人性格，确乎象“白鹿原”一样，自高而下，倾跌直落，纯朴率直、气劲言直倒是实情。勤劳、淳朴、直率，是我们秦人的美德，在今天亦应该大加推崇和张扬，然而，气太劲，语太直，话生硬，少温言，缺委婉的另一面，就成了陕西人性格上的通病：生、噌、冷、倔。生、噌、冷、倔的性格不适宜从事商业活动，有碍于谈判桌上的求同存异；这种性格很适宜于在绿茵场上踢皮球，生整，敢于勇蛮地冲撞；冷娃，敢于凶狠作贴身拼抢，然而我们陕西的足球景况如何呢？不言自明。相反，足球明星多出于水不深的广州，四川。笔者近日因公去了一趟深圳，一位在那里办厂的朋友，一再叮嘱，让给介绍五六位陕西青年前去打工，我回来后，到处游说，竟无一人前往，原因是路程太远，回家不便，挣的钱，都花在路上了。有一位家长还这样说：“算了，我们虽然“饿着”，但却“坐着”，何必去受那个罪呢！”

　我们陕西人最容易满足，只求温饱，不思闻达。翻开现代和当代各县（（市）的《人物志》浏览，陕西人在我国的政坛、商界、教科文领域，执牛耳或占重要席位的能有几多！更不用说世界闻名了。陕西有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援引光绪皇帝特使王培棻来陕视察后，写的《七笔钩》，其中有一钩，最能揭示出陕西读书人的心态：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钩。

卒章笔者言：本人是地地道道的老陕，以上文字，虽有揭短之嫌，但无贬损之意，其目的在于：向后看，为的是朝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