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华在西安的日子里

文/邓晓丽

1921年初夏，陈慕华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城附近一个青山秀水的乡村。青田以石刻闻名于世，祖父便做起了石刻生意，并开始购置田产，建造房屋。谁料好景不长，随着祖父的病故，家境也日渐衰落。父亲陈树勋被迫离家从军；叔叔陈栖霞流亡他乡，后考入云南航空学校。陈慕华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10岁时，叔叔先后任广州航空学校教育科长、南京侦察大队司令等职，陈慕华便随着叔叔一家一起生活。

1935年，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正在杭州惠兴女中读书的陈慕华和全校几百学生上街游行，到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去抗议示威，那挥臂呼口号的双手被冻得冰冷，回到家时已是万家灯火……同学们中悄悄传阅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巴金的《家》以及《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使她知晓了毛泽东、朱德和延安这些名字，朦胧地懂得了革命、斗争、八路军这些词语的含义。同时，这些内容新颖的书刊给她孤寂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华的铁蹄长驱直入，沦陷区不断扩大，难民和流亡学生的人数急剧上升。“八·一三”上海事变后，陈慕华和母亲及两个弟弟随着大批拖家带口推车挑担的逃难乡亲，颠簸千里，最后经洛阳来到西安，找到了父亲所在的第三军办事处，并安家在二府街66号的平房里。

在西安的两个月里，陈慕华一边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一边为去延安四处奔波着。当时，我党早期党员、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正在西安做国民党军政界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而陈慕华的叔叔陈栖霞就是我党正在动员的对象之一。

陈栖霞，国民党爱国将领。早年留学法国后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与周恩来、林伯渠、宣侠父交往甚好。抗战初期，任国民党空军北路司令，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并在八路军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曾给予积极的配合与支持。这时，其空军北路司令部迁至西安东郊，宣侠父常来往于陈栖霞处。当宣侠父动员陈栖霞到延安去搞空军建设时，他因拉家带口之顾虑，则说：“我有个侄女很想去延安，不知能否满足这年轻人的心愿？”同时，便将陈慕华介绍给宣侠父。经与中共驻陕党代表林伯渠商量，最后同意了陈慕华去延安的要求。宣侠父所住的平民坊5号院距二府街不远，当陈慕华得知已被批准去延安的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急切地让宣侠父带她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到办事处报到的赴延青年，大都带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救亡团体或知名人士的介绍信，陈慕华的介绍信是一份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函文。林伯渠与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协商后，给陈慕华开具了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介绍信。负责招生的王邦屏同志热情地向她介绍了延安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及抗日军政大学等校的学习、生活情况：上课是露天课堂，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等等，最后告诉她说：“你现在先回家，耐心地等着，不要太着急。大部分去延安的青年都是徒步八百里山路，若有运气的话，还可能坐货车呢！”之后，陈慕华经常往返于平民坊与办事处之间，不时地去寻问去延安的启程日期。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清晨，陈慕华告别了依依不舍的慈母，背上简单的行装，怀着一颗赤诚的报效祖国之心，疾步赶到办事处。在交过10块钱的乘车费正准备上车时，林伯渠和宣侠父走向前来亲自为她送行。林老还语重心长地嘱咐她说：“你过惯了优裕的生活，到延安那样艰苦的地方，要学会吃苦，要好好学习，要锻炼得更坚强，可不要过早地谈恋爱哟……。”随后，还讲了许多勉励的话。1938年3月中旬，17岁的陈慕华与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颜太龙、王邦屏等7人坐着给延安运送大米的一辆大卡车，走上了延安之路。

1980年、1986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同志在百忙中曾两度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故地重游，并感慨万分地说：“这里是我走上革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