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塑造”了于志安

文/袁方

继大邱庄的禹作敏之后，又一位“英雄”于志安也訇然倒下。与禹作敏相同，于志安在倒之下时头上也有十多顶闪闪发光的“红帽子”；与禹作敏不同的是，于志安却没有锒铛入狱，而是出逃到了菲律宾，成了一家注册资金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1000万美元的电厂“老板”，做起了“资本家”。而这家电厂的主人本该是中国长江动力公司，只是因为当时注册时，“长动”的原董事长、总经理于志安“多长了个心眼”，以个人名义注了册，于是，于志安此时便成了这家境外企业“合法”的拥有者，而我们除了气得瞪眼之外，却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之所以“有苦说不出”，是因为正是我们亲手“塑造”了于志安，将大笔的国人血汗换来的财产拱手交给了于志安：

在“长动”的大本营武汉，人称于志安领导的“长动”是“无上级企业”，每年的财政、税务查帐要查五六次，但于志安的企业无人敢查、无人敢管，连省市领导对他也是束手无策……

1993年，于志安花了7.5万美元办了一个长期护照，从此以后，他便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至于他去了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是买是卖、合同怎么签，没人知道，也没人敢知道；

于志安是“长动”的皇帝，其意旨便是“圣旨”，无人敢违抗“圣命”，因而，他办的许多事情，党委会成员、副厂长们以及董事长、监事会、股东大会均不知晓，甚至连国有资产被卖掉如此重大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这些，均是因为“长动”的上上下下乃至社会的上上下下均视于志安为“皇帝”，是因为我们“拥戴”他，我们“赋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利。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因为是于志安将武汉市的“亏损冠军”、国内同行业亏损首户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变成了拥有200多个成员的企业集团——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全国同行业的盈利冠军、利税大卢。

归根结底，是一个“钱”字。

同为有了钱，“长江”跻身于“中国500强企业”、国家计委50家计划单列企业；因为挣了钱，于志安的“红帽子”便一顶接一顶地纷至沓来：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享受政府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管理专家，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常委，武汉、北京两地六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也正是因为钱，我们的法律、规章制度等等，在于志安面前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而又无所适从。

改革开放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共和国用几十年惨痛的教训才换来的一个“明白”，需永远坚定不移。然而，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单靠“钱”是远远不够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却患上了“短视症”，无论是衡量一个普通百姓，还是一个企业领导，乃至于一个省市的领导，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金钱”的标准去衡量。可以说，禹作敏、于志安就是我们社会的这种金钱标准、金钱观念下产生的畸形儿，也正是我们的这种观念与标准，“塑造”了禹作敏、于志安的“光辉形象”，而且，还可能再塑造出新的什么形象来。

金钱，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于一个社会、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好东西；赚钱，也不是个坏事情。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的民族化了几千年才真正认识了它，并逐渐接受了它。然而我们不能刚从这一个牛角尖钻出来，又一头扎进另一个牛角尖。人离开钱不行，社会离开钱也不行，但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只认钱，仅仅为了钱，那是愚不可及的！这个人、这个社会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这代价却是用金钱换不回来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可我们能为了认识这一简单的道理，再化上几千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