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心融融中含笑而去

屈超耘

（一）

秦岭深山里的初中学生周志强死了。他没有死在他家简陋的瓦房里，而是死在首都北京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中并在著名的八宝山火化。山区群众看着孩子的骨灰个个禁不住泪眼迷离地说：“这孩子是不幸的，只活到16岁就与世长辞；可这孩子也是幸运的，他是在全国数百名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婶婶及台胞苏阿姨等献出的融融爱心中含笑死去了。”

中年山区小学教师周福汆，按说这几年是够舒心了。大女儿专科毕业当了教师，二女儿帮她妈在家种责任田，儿子周志强已经过了十五岁，正在棣花街上初二。看到小志强语文成绩特好，老周常常眯着眼说：“我娃好好学，向咱棣花的贾平凹叔叔看齐，只要你学得好，爸再穷也要想办法供你上大学。”小志强充满信心地回答：“爸，我决不辜负你的希望。”看着茁壮成长的孩子，年近五旬的老周，心里像灌了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志强从去年春天起，突然饭量大减，接着鼻子又出了血。眼看着小志强病情日渐加重，便带其到丹凤县医院治疗。化验后，鉴于孩子病十分严重，大夫建议：赶紧去西安治疗。老周连夜借钱，第二天便带上病儿子搭汽车赶到西安。

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孩子很快就诊了，接着又做脊髓化验。结论就出来了：急性粒细胞白血症！一听是白血病，周福汆几乎软瘫了。他虽然不太懂得病理上的事，可白血病却是听过的，多年前看日本影星山口百惠演的电影《血疑》，幸子就得的是这病，老百姓叫它“血癌”，是一种难治之症。现在厄运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他怎能经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但是他又想，就是一辈子再受罪，也要做到父亲应尽的责任。他决定用借来的四千元给娃看病。

小志强住院治疗了，18天一个疗程过后，浑身的肿开始消散，手脚也显然增添了点力气。然而就到这时，带来的钱已经花完。第22天，周福汆只好带着孩子出院。看着可爱而又可怜的小志强被他爸背出病房，大夫哭了，同病房的大人小孩都哭了。

回到了家乡，乡亲们知道了究竟，心里都疼得如刀扎一般。很快，话就传到了棣花乡乡长雷福潮的耳朵里。雷福潮，这个当年的复退军人，被中央军委表扬过的中年汉子，心如火烧，二话没讲，就去找乡信用社。没隔宿，信用社就给贷了一万元。有了钱，周福汆带着孩子二返西安。

就这样，弄点钱住一段医院：没了钱，就带病孩子回家。两个月后，这位年仅49岁的中年小学教师，憔悴得就像六七十岁的老汉，背了两万元的债，最终还是把孩子由西安领了回来。

（二）

夜里，在农村的土炕上，老周心如刀绞。他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阵儿，确实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不能把这些告诉孩子，作为父亲，他不能叫孩子看见自己失神的眼光，更不能叫孩子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失了望。

炎夏的一个傍晚，周福汆正在看新来的《陕西日报》，猛然发现了沈庆云这个名字并由此联想到另一个人——陈再生。老沈是陕报的高级记者，因为他是商洛人，也常报道商洛的事。虽然没见过面，他知道他的为人。陈再生是中共商洛的现任地委书记，十几年前在丹凤任县委书记时，周福汆听过他的报告。因为记起了这两个人，他心里猛然为之一亮。连夜发信后，没过几天，西安方面回音了。1995年8月8日，《陕西日报》发表了记者沈庆云写的《一声撼人的呼救》述说了周家的困境。结尾，作者写道：“但愿记者这百余字，能为少年周志强觅到更多的援助之手。”

陈书记接到他的信后，心里非常着急，立即在信上作了如是批示：“请各宣传机构呼吁全社会献爱心，伸出援助之手，挽救这位中学生的生命。”并托人看望小志强，还带去了一千元。

党报的号召力和地委书记的批示，很快就起到了立竿见影作用。自此以后，全国全省各地的援助之手，纷纷向山区学生周志强伸了过来。名字太多了，我这里只择其有代表性的公布在这里：武功县梁福才，把刚参加了纪念“二战”知识竞赛获得的一千元奖金，连同热情洋溢的信，一并寄到周福汆手中，丹凤县委副书记孟军、副县长杨淑云，带上他们的赠款，亲自送到志强的床头；陕西省工商行的领导同志将全行职工捐赠的六千余元，送到小志强就诊的医院；省人民银行行长苑永明也寄来人民币两千元。仅仅两个多月时间，捐赠者的人数达二百余。沈庆云同志确系一位热心长者，他密切注意小志强的一切情况，当得知有如此多的人向孩子献爱心，禁不住热泪长流，于同年11月7日，又发表了《“撼人的呼救”呼来众多援助的手》一文，对全国各地援助小志强的同志表示衷心的谢意。这之后，各地的援助之手，继续从四面八方伸来。不管他们捐钱数量的多寡都反映出助人为乐的赤心一片。特别是一些中小学生捐的钱，许多都是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的小票和硬币，但周福汆和小志强却从中感到了春天般的温暖和无私的情分。

进入1996年，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封明为、西安市市长冯煦初这些高级干部，也为了救小志强或寄来或捎来他们的个人捐款。更令人感动不已的是，中共洛南县委副书记李金城、闫克让在洛南县动员了六千元的捐款和一些滋补品，专门把钱物送到小志强的家。当李、闫二位副书记把钱物交到周福汆的手，老周哭了，老周的妻子哭了，病儿志强更哭得抬不起头，周围的群众也被感动得哭了。哭呵哭，这哭声发自人民群众的心，这哭声是真情真爱的流播。哭声由小到大，最后连过路行人都加入了哭的队伍。

（三）

1996年春，本文作者突然收到盖有丹凤县棣花街邮戳的信。信很短，寄信人叫周福汆，说他的孩子得了急性白血病，承蒙社会各界关心资助，收到京、黑、辽、冀、苏、赣、豫、鲁及本省各地的个人捐款3万余元，从去年到今春，孩子先后8次去西安诊治，共花人民币5万余元。孩子虽已暂时脱离危险，但死神并未走远。而他自己已经“油尽灯干”，如果孩子得不到继续治疗，以前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希望我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在社会上呼吁呼吁，以期更多的人伸出援救的手。这位周福汆，我20年前认识，但没有什么交往。当时他在我蹲点的村庄当教师，后来我离开那里，再没有见过面。我是一介书生，无官无权无钱，手中只有一支秃笔。出于道义的驱使，踏着暮春的阳光，我来到这位周老师的家。

孩子听见有客人来了，挣扎着从床上坐起。他小声给我说：“伯伯，我已经到西安看了八次，如今已经控制住了病情，身上也有了点力，一天也能吃饭了。”我给孩子说了些鼓励的话后，便和老周及其妻移至屋外谈话。福汆充满感情地给我讲给儿子看病的经过，又把全国各地的来信取出叫我看。他说医生告诉他，如今的白血病，已不是不治之症了，只是医疗费昂贵，一般人看不起。对于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最理想的办法是移植脊髓，但那起码得花30万元。这对于一个贫穷山区的小学教师，其难度无异于上天摘星星。我们正在谈话间，小志强挣扎着从床上下来，走到我面前，说：“伯伯，你说我的病有救吗？”接着又说：“只要有救，我长大了一定会报答大家的恩情。”我面对患儿，能说些什么呢？只能对他进行鼓励：“孩子，你要相信，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众人的帮助，你的病一定能够治好。”孩子到底是孩子，听了我的话，马上就乐了起来。他拧回头对老周说：“爸，屈伯伯说我的病能治好，那我下一学期就不休病假了，我要上学，明年要考高中。”和我同来的地委宣传部小董也趁势鼓励：“娃你放心，你的病一定会治好，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

告别了棣花，告别了周福汆和他的病孩小志强，我回到我的寄寞庄，用了一整天时间，写起了《人间的真情和病儿的呼唤》，然后寄给省城的《陕西工人报》社，我希望他们能发表它，然后通过新闻媒体使更多的人献爱心来进一步资助这位可怜的山区中学生。感谢工人报的同志，他们接到我的稿子，立即表示要用。他们说，他们要参加进救助小志强的队伍之中。可就在工人报准备发表呼吁稿的时候，远在首都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急电周福汆，说他已和美国一家电报电讯公司住中国总代理的夫人、苏淳莹女士联系好，苏女士愿意支付巨额医疗费用，以抢救小志强的生命。于是，周老师及妻子便带着儿子第九次赶到西安，然后转乘飞机飞赴北京。

（四）

周老师的病儿接受全国各地的好心人捐款治病的事，通过各种传媒，早已飞进北大校园。夏学銮教授得知后，恰好碰见了台胞苏淳莹女士，便把此事告诉了她。这位苏女士真乃一副菩萨心肠，没等教授话说完，就率尔而对：“我来帮这孩子一把。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有责任使祖国的花朵不被摧残。”她要将救助孩子的费用全部包揽。夏教授喜出望外。于是，这两位陌生人，便立即给周福汆发出了邀请电。而话是一股风，苏女士全力救助商洛病儿的事，又很快传进北京大学学生爱心社，被该社长杨国颖知道了，他找到教授和女士，表示病儿来京后他们爱心社愿意帮助做好一切联系等锁碎工作。上述这些情节，远在商洛山的周福汆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到达北京后，接他们的就是夏学銮教授、苏淳莹女士、杨国颖同志以及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组的张晖女士。患儿被送进了北京人民医院，可病床都是满的。还是这帮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先生女士们的忙碌周旋，孩子竟破天荒地被安排在医院的高干病房里。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拙文至此，一定会为患儿小志强祝福的，以为有苏女士的巨资资助，和首都这么多人献爱心，他的病是一定会治好的。然而你根本想不到，那可恶的癌细胞，早跑在了救助人的前边。病危通知书几乎是孩子刚进医院后就发的，虽经医护人员尽力抢救，只三天时间，孩子终于闭上了他那双充满憾意的眼睛。孩子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妈，我感谢夏教授、苏阿姨”随着孩子的心脏停止跳动，周老师在哭，他的妻子在哭。而哭得痛心的，更有夏学銮教授、苏淳莹女士、杨国颖同志和张晖女士。他们都觉得遗憾，遗憾介入此事晚了一步。而周老师夫妇哭后，很快就清醒了。他觉得，孩子虽然不幸死了，但孩子是有幸的，他得到全国这么多好心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阿姨们的爱护，他是在他们的爱心滋润中死的。周福汆清楚地知道，他只是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学教师儿子，是个极普通的初中学生。如果按照时下一些人说的，没权没钱没势，在今天这个社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而他这个贫困山区的小学教师却感到社会的一片温馨，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孩子虽然死了，但从孩子治疗过程中他却体察到无数颗火热的心所散发出的爱意。

周福汆抱着小志强的骨灰从北京回来了，他带着哭腔给本作者打电话，诉说他和孩子到北京所受到欢迎和礼遇。作者也被感动哭了，又连忙给《陕西工人报》编辑部打电话，请求立即撤下他们准备刊发的稿子。报社同志说，小志强虽然死了，但通过他的死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大情大义和传统道德的光芒，他们答应原稿退回却叫另写一篇。我只有遵命，然后便和着泪水，写出这篇《在爱心融融中含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