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个收入阶层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今年春节的欢天喜地中，各级戏府的大门走出一支支小分队：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队伍的旗号是“送温暖小分队。”人们不解了，怎么平地间冒出这么多困难户？在今年春季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慷慨陈词，痛斥贫富差距。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是否两极分化，分化的程度有多大？请看《书摘》杂志刊载方向明的分析文章。

假如有一天，你扪心自问：“我处于哪个收入阶层？”你也许突然发现，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模湖不清的。多数人会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却说不出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往往出于一种自我感觉，甚至一种自我安慰。

你的感觉也许并不真实，因为个人收入是中国人最大的隐私。你无法知道周围人的准确收入，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别，只有当你的朋友或同事买下一辆汽车或一套房子，你的心灵才会刹那间失衡，才会意识到收入差距变得错综复杂。

谁是穷人谁是富人

北京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摄影记者说：“我每天一睁眼，50元就没了。”他以月租1500元租用一套一居室，可报社的月薪还不及这个数。他算穷人吗：北京新兴模具厂厂长梁平的月工资只有2000元，但这家工厂的340万元资产有一半属于他，他算富翁吗？

北京机床厂的一位辞退职工，现在没有一分钱的固定收入，1992年因炒长城债券发了一笔横财，买了汽车和大哥大。但此后几年炒股连连失利，家底赔光，终因去年底的一场大病而债台高筑，他算哪个阶层？

北京粉末冶金厂的胡利民夫妇现在住着一套两居室，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1995年初，夫妇两人双双下岗，一家3口的月收入仅500余元，今年春节这一家被列为崇文区的“送温暖重点户”，这就是贫困标准？

贫与富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如果要把它们具体地区分却惊人地困难。许多定义的界定都只说明某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从词汇本身的定义解释，贫穷意味着不足，富裕意味着充足。

在今天，许多过去的奢侈品已成为必需品，那么贫穷是意味着没有食物，还是没有电视或者汽车、游艇？当一些人的收入即便足以维持生活，但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他们是受到贫穷袭击的人吗？

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认为，要对贫穷与富裕准确的确定几乎不可能办到，尤其是都市比农村更复杂，绝不仅仅是以收入高低作为标准。

1995年，国家统计局曾测算出农村人口绝对贫困线，其计算方法为，先确定最低的食物营养水平，然后再找出达到这个营养水平的几种主要食物，乘以市场的平均价格，又通过抽样调查找出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和价格，把食物和必需品价格相加，确定出年收入640元为农村人口绝对贫困线。

前些年，在中国农村，对富人有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万元户，尽管其计算的方法极不科学，但总算有个量化概念。人们现在说，万元户才脱贫，十万元户才叫富。

不过，要想计算出城市里的贫穷与富裕要复杂得多，他不仅包括固定的收入，还有政府的各种补贴，医疗和住房的保障、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以及家庭财产、私有产业的区分，等等。因此，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说，我们至今拿不出一个城市贫困线的综合指标，只能以货币收入作为测定贫富差距的一个标准，但这样做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状况。

在西方经济界，贫穷划分为三个水平：最低生存线、最低充足线、最低舒适线。最低生存线是以食物作为基本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准，由国家确立一个最低营养标准，然后对其成本进行估价。最低充足线是在维持生存的标准上，再确立一个恩格尔系数，由此推出一个标准。

近几年，一些西方国家还流行着另一个统一标准：经中等家庭的收人为尺度，收入低于这个尺度一半的家庭划归贫穷家庭。

针对西方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认为，参照价值不大。原因有三：1、中国的市民收入非货币收入比重很大，例如住房、医疗及各种补贴；2、在其收入中，灰色收入难以确定；3、各地的消费价格指数千差万别，很难制定出维持基本生活的统一标准。

虽然国家没有形成总体城市贫困线标准，但确立了一些单项的量化指标。劳动部门制定的职工最低月收入标准，在100元至200元之间。建设部说，家庭住房人均4平方米以下为困难户。财政部和全国总工会曾发文，人均月收入不超过50元，可申请职工困难补贴。

社科院经济所的李实认为，上述标准都是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标准可以确定为全国职工人均收入1/2。依此观点，1994年全国职工人均收入4538元，那年收入2000元就是穷人？

数字纷纭感觉虚实

对于富有阶层的群体确定与公布的数字五花八门，有人说，中国的百万富翁已超过100万人，有人又说，目前银行的3万亿储蓄中有40%的金额属于5%的人，有人还说，年收入在5万元之上的占都市人口的2%。

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认为，这些数字全部是估算出来的，不能说其准确，但也不能说没有依据。比如，百万富翁这个数字如果放在总人口中，那么，1300人中就有一个百万富翁，人们不会信。但是换一种算法，全国有2000多个县，每个县有5到10名百万富翁；还有300多个地级市，每个市出50个；大中城市有35个，每个城市有1000个百万富翁并不显眼；再加上东南沿海的城市以及3个直辖市，百万富翁的比例更高一些，这样一算，100万个百万富翁，就有人信。

富人与穷人代表着社会的两个极端，并不能反映全社会的总体收入差距，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学家邓伟志说，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以20%的低收入者与20%的高收入者相比，若差距在10倍以上，就是过大。一个是以10%的最低收入者与10%的最高收入者相比，也是以相差10倍以上为过大。

以此标准类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以20%的高收入户与20%的低收入户进行比较，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为3倍，农民的收入差距为6.6倍（若按全社会角度来计算，以城市中的20%高收入，以农村中的20%的低收入户比较，差距则达13倍。

另一组数据更为严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国有部门系统中，20%的最低收入者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0%，20%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3%，两者的差距为3.13倍；而在非国有系统中，20%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只占收入的3.4%，20%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4%，两者差距近16倍。

实际上，差距还表现在各个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1994年职工的年人均收入为例。按企业性质划分，国有企业的职工为4797元，非国有单位的职工为6303元。按区域划分，上海的职工为7405元，居于榜首，黑龙江的职工为3375元，排在队尾。按行业比较，金融保险业职工6712元，而零售餐饮业的职工仅3537元。

统计数据勾勒出中国都市职工收入差距的整体轮廓，但与我们现实的真实感受并不完全一致，数字显示，高收入组比低收入组相差3倍，很难让人置信。社会学者赵人伟对此解释，一部分高收入者我们可以看得见，但在统计数据上却无法反映，这部分人是社会转型期的暴富者，他们的收入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只能感受，难以言表，

贫富差距寻根探源

今年“两会”期间，中央一家大报搞了一次独家调查，但秘而未宣，调查以城市贫困为题，公众对产生贫困的原因普遍认为，一是现行制度存在缺陷，二是个人无能和懒惰。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将贫穷归结为个人素质，许多人都认为越穷的人越懒。但在今年“两会”上，这种说法受到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猛烈抨击，一致认为造成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素质不起决定作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曾与美英经济学家共同合作了一个课题，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最大一次调查。调查结论认为，城市职工收入的决定因素分为个人与环境两大类，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职业、就业性质、是否党员、行业、区域单位所有制等等。

调查显示，职工收入与文化程度成正比，随文化程度而提高，收入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55岁以后开始下滑，在收入中对妇女存在着歧视，正式职业者比自由职业者收入高，党员身份也能在经济中取得实惠，不同职业收入差距较大，国有单位收入高于集体所有制单位。这次调查得出了一个重要量化结论，职工的工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4%，同时，还推翻了长期争论不休的脑体倒挂假说，以调查数据证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可以提高个人收入3.8%。我们从这份调查中可以看出一些体制上的缺陷，但并不具体。国家体改所副所长曹远征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财税制度。同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密切相关。

个人所得税本来是用于调节高收入，但现行的税制却为有钱人留下许多可乘之隙。1980年，在城市职工人均月收入只有64元时，中国制定了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定在800元，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在华的外国人。1985年，中国又推出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征收对象特指一批暴富的个体户。1987年，当职工人均月收入增长到120元时，中国又实行了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定在月收入400元，其目的在于，调节承包者、演员、作家等一些高收入者。很显然，尽管中国在个人所得税上出现了3个税种，但目的只有一个，用来调节贫富差距。然而，在1993年的税制改革中，三税合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虽然统一了起征点，统一了税率，在法律上公平了税赋，但在实际征管中却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据税务部门透露，新的个人所得税实施两年来，虽然纳税额增长率在50%以上，但90%的税款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代缴，而对那些真正的高收入者，在征管上几乎束手无策。

社会学者赵人伟认为，财政政策对低收入者的倾斜，是各国通行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但在我国除了特殊的民政对象外，低收入者几乎得不到政府的固定资助。我国对城市居民至今还执行财政补贴政策，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补贴对缩小差距的功能却反方向发展，补贴分配的不均等化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例如住房补贴等。据赵人伟提供的数据，在各种补贴中，住房补贴独占鳌头，约占居民货币总收入的3%，但住房补贴却明显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更大比例地为高收入者所获得。赵人伟指出，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补贴主要是作为对低收入阶层的一种收入补偿，而我国为何相反呢？我们必须重新评价补贴的功能。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1995年，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的民意测验显示，在问到“你最担心什么”时，排在第二三位的：个人失业、发展机会不均等、贫富两极分化。调查还表明，公众对缩小贫富差距的预期不乐观，只有1/4的人认为差距可能减少。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超过公众的容忍度，一直是专家学者争议的焦点。从趋势看，在中国个人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和差距加大两种现象并存。具体讲，职工收入中的工资级差呈缩小趋势，而工资以外部分则相对扩大，在计划体制系统中，新平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而市场体制系统中，收入差距迅速向两极分化。

1988年，国有企业的第一轮承包到期，国务院在承包兑现时，加大厂长与职工的收入差距最初的设想是将两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0倍，据说这是参照美国的30倍差距而制订的。但方案讨论中，受到各方强烈反对，后来出台的方案将收入差距改为1—3倍。执行的结果更出人意料，多数厂长领完奖金又捐献出去。这项改革遭至搁浅。

世人公认，中国是平均主义根深帝固的国家。改革之前，虽然职工也有“8级工”，干部也分“24级”，但级差甚微。1980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试图通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而刺激效率，而改革的实践证明，实际情况的变化比最初设想更为复杂。

中国能有今天的收入差距来之不易，但是否导致两极分化？邓伟志研究员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国外相比还不算大，还未出现两个极端，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比新加坡高；高收入者的收入比例，比新加坡低；这一高一低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未濒临危险关头，但已踩到警戒线。邓伟志指出，从目前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这一万面说明我们正在消灭平均主义，一方面警示我们防止两极分化。

公平与效率，是所有经济学派别共同的选择。牺牲效率的公平，会窒息经济发展；但片面追求效率而使不公平超限度，会颠覆社会。大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目前阶段，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而不平等原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制造差距才能优胜劣汰，挑出最佳者，创下高效率。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某些差距，是一种新的公平原则。但值得一提的是，效率会加剧贫富差距，因为效率最高者获利最丰。

我们现在整体的效率并不高，原因之一是很多领域的平均主义依然深厚，严重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态度。但是，我们整体的贫富差距又触及到警戒线。所以，我们在控制总体差距程度的同时，在一些领域还要扩大差距，以改变那里的低效率。

然而，要控制总体差距是异常艰难的。常用的理论是，一些人太富，一些人太穷，敢于前者予后者。但这种善良的愿望无异于杀鸡取卵。

西方国家控制差距过大的惯例是，国家出面干预，制定一系列的“保障法”、“救济法”，对工资、劳动条件、社会补贴规定最低限度，以控制贫富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采取财政政策实施基本生活的救济，以避免弱者毁于一旦。中国在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已起步，但财政对贫穷者进行大规模资助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不平等的突出方面还不在于收入差距，而是机会不均，

把一些暴发户的丑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一些穷人的褴褛衣衫，揭穿某一特权阶层的穷奢极欲，只能让人出一口闷气，但形成一种效益与公平的良性机制更为重要。

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贫富差距。我们应该让现有的差距存在，并在某些方面继续适度扩大，以刺激人人向上。只要起跑的机会均等，竞赛合乎规则，即使收入差距可能比现在大，也是合理的，这是一种新的公平观。国家对贫富差距的制衡机制，不应是杀富济贫，而是保障人们之间进行公平和诚实的竞争，给底层人爬上成功的阶梯，同时给那些沦为贫困的人们一顶降落伞，使他们不至于因极度贫困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