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星·黄金及其他

文/钟哲

《列子·说符篇》里收录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衣冠楚楚的人，一天早晨走进银楼里，向店员索看黄金。黄金摆出后他拿了就走，一下子被人抓住，人家问他，前后左右这么多店员看着你，你还敢拿，太笨了吧？他说，在我拿黄金的时候，我的眼里只有黄金，并没有人

忽然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歌星演出的报道。那报道说，今年中秋佳节，韦唯飞赴浙江参加“’96中秋横店团圆之夜群星璀璨演唱会”，抵达杭州后，她以演出场地在体育馆为由，提出演出费增加至10万元，并在该上台演出时索要4万元现金，外加返程机票款。我不想在此重复报纸上韦唯对金钱执著的描述，但她和丈夫一遍一遍数钱而让3000多观众在焦躁中等了40分钟的事实，却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列子》中的这则幽默。

这便是我把歌星和黄金扯在一起的原因。但这类事情绝非仅此一例，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中，今年这已经不是再一再二了。先是年初毛阿敏应邀赴浙江缙云县演出，事先商定好她的个人酬劳为7万元，但到浙江后，毛阿敏突然提出追加5千元。后又有几个文艺界腕级人士闹出了一场三峡演出风波，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人常说，少见多怪，然见得多了，非但不以为怪，反倒生出一些疑问来。

我就想不明白，韦唯在东阳横店演出，临时提价4万元，难道事前就没个演出合同或君子协定？若有的话，对演出时间、场地、歌曲、报酬又是怎样商定的？到底是谁违背了合同？如果是韦唯，为什么不追究她违约的责任，反倒一再满足她的无理要求？如果是主办单位，既已付了钱看了人家的演出，何必得了便宜又卖乖？

以我愚见，明星要价，纯属周瑜打黄盖耳。一个愿要，一个愿给。你说价高，多少合适？如同几年前长春的君子兰和京城的狗价30万，都曾让人瞠目结舌，但市场接受，却也无奈。后来的萧条，也因整治了公款消费和城市养狗。演出也是如此，既是商业行为而不是扶贫义演，就免不了讨价还价。况且，价码也是演员档次高下的表现。以歌坛“大姐大”的身份要出“天价”，也是自然。至于贫困地区的百姓，谁会掏几十上百块钱看一次演唱呢？所以，只要堵塞漏洞、完善法制，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价格作出无情的调节。

当然，作为当事者之一的歌星，冷落观众也有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和需要反省的地方，我以为，在社会承诺从服务行业普遍推开的时候，作为服务功能十分突出的演艺界，想必不应例外。问题是，明星们究竟应该承诺些什么？以艺术家良心和道德为基础，向社会奉献一流的节目，既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又使艺术家自身素质得以锻炼提高，当是艺术家的基本要义。此外，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否则，只管哄抬“物价”，不顾国情民情，只想个人收入，不问付出多少；或在敷衍仨瓜俩枣的拼盘，就要满汉全席的价钱，都是难得人心的。常此下去，当明星一旦成了《列子》中那个目无他人只有黄金的人时，当人们心目中老是把他们和金钱连在一起的时候，群众大约就会“把上帝的给上帝，把恺撒的给恺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