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陕”闯上海　八载不思归

本报记者杨明洲　本报通讯员鸣华

“上海的钱也不好挣！”这几乎是闯上海的建筑职工们的共同体会。近年来，记者曾两次前往上海，采访了陕西建工集团部分赴沪职工。正如陕西人常说的：“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见到来自家乡的记者，从各工地的项目经理、技术人员到普通工人，一个个亲切地打开了话匣子，说不尽闯上海的苦辣酸甜……

工期紧，这几乎是上海承建工程的共同要求，在内地一年的工程量，这里的工期只有八九个月，有的甚至要压到半年干。在上海“金柏苑大厦”工地，省建八分司驻上海的项目经理舒享鼎告诉记者，这一工程总建筑面积2.79万平方米，标准层29层，每层838平方米，光基础承台就用了1000吨钢材。这么大的工程工期只有11个半月。职工们日夜轮班干，平均5天上一层，最快3天半一层，连去年大年三十还在工地干着。正月初一放了一天假，初二又开始大干。陕七建的同志说，工程工期提前了有几十万元的“赶工奖”，但拖延了时间加倍地罚，这连工地的民工也清楚。因为和大伙的利益攸关，进入上海后就只有一拼了。顶酷暑，胃严寒，星期天加班，五一节、国庆节在工地大干，这对闯上海的建筑工人成了家常便饭。就凭这股劲，陕建人在上海拿到5项优良工程，也闯出当地的“深圳速度”。

规矩多，这是上海建筑市场的又一特点。这里不但工程起点高，管理上也有极严的规矩。如防护网和围栏必须齐全，工地保持干净卫生，不许有砖瓦块、铁丝和钢筋头；工地厕所一律瓷砖贴面，不许有苍蝇；用民工不许用“马路工”，只能用“成建制”的包工队；不许吊车和安全网上有水泥或砖瓦块掉落，为此常五六百元、成千元地罚款：工地不许有噪音，陕七建建成一座大楼后有个水泥基础支撑架要拆掉，如果在陕西不用半天就炸平了，但在上海不能放炮炸，只好用人工凿。成百的民工，整整凿了二三十天才干完。

投入高，这是在上海承建大的建筑工程的必备条件。陕西人爱讲“凑合着干”，到上海的各路兵马在工程投入上就都显得大方多了。因为大家都清楚，现在在上海要拿到工程不光看企业的牌子，而且看装备，看实力。陕建系统在镇宁路承建的一个30层大楼，就投进去400万元的施工装备，包括100万元的爬塔，20万元的双用电梯，26万元的整体提升架等，省安装公司四分公司刚转包到88层的浦东“金茂大厦”强电工程，总劳务费约1300多万元，得干到1998年。先头部队去年夏天刚到，光住地、库房、办公设施就投进去近百万元。记者当时采访时，年轻的项目经理无奈地说：“现在我们还一分钱没挣哩！”

检查多，要求严，闯上海的老陕对此深有体会。他们说，上海对建筑企业检查得特别勤，有政府管理部门的综合检查，也有质量、安全、环保、卫生方面的单项检查；不光有市上的检查，还有区上、街道办事处的检查。检查时往往是报社、电视台记者一起出动，发现“越规”者随时曝光、扣分。而且进入档案，年终按累计得分多少算总帐。对“越规”严重的进沪建筑企业，一是黄牌警告，二是限期停产整顿，三是降低企业资质等级（工程承包费也随之下降），四是吊销注册，赶出上海。上海对建筑市场的大小问题都不放过，查得非常严。咱们一个工地有位民工体检时发现患有肝炎，人还没回来工地就接到催患者离开上海的电话，当天下午就有人来工地检查落实情况，工地上只好买车票让本人当晚离开上海。

听着陕建赴沪职工们的甘苦之言，我们真切地感到，这些闯上海的建筑工人弟兄们，确实活得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潇洒，甚至比在本省还要紧张，还要艰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继续坚守上海的建筑市场，并且还不断有新的队伍进入上海呢？赴沪采访期间，企业的老总和建筑工人给记者回答了个中缘由。

一是上海的工程多，造价高，毕竟有钱可赚。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现在陕建系统在上海承揽的建筑工程有165项，建筑面积70多万平方米，总投资六七千万元至上亿元的工程就有好几个。延安西路大楼工地一位管理人员说：这一亿元造价的工程，我们干6000万元的工程量，就按挣10%来算，拿他600万元不成问题。陕建七公司上海经理部的财会人员告诉记者，在上海确实开销大，设备要现代化，施工用的是商品混凝土，建好大楼后光处理垃圾就得花费数万元。尽管支出大，但职工们的收入还是比省内高，加班多的一个月最高能拿到1500多元。据了解，这个分公司除包住工地的各项开支外，每年都能给公司上交100多万元。

二是上海的政府部门确实在为企业服务，不象我们好多地方总想把建筑企业卡一卡。采访中，省建总公司下属的几个在沪企业经理们普遍反映，在上海办进沪注册手续、质量安全证、招标手续，政府部门都非常热情，说好哪一天办，到时候你来肯定就办。省建十一公司一位副经理说：“在上海建设银行了办事简直太方便了。象企业在银行开户的事，我们陕西不少地方都要请吃、请喝、送礼，手续相当复杂，还长时间办不成；而这次到上海，我们开户的事当天就办成了。以后不管是进资金、提现金，只要你帐上有钱，报个计划再大的数目也给提，没有什么限制。”一位在沪陕西建筑企业的总会计师说：人家上海银行是适应市场经济模式干的，体现了企业的财产自主；我们陕西还是计划经济模式，企业在施工单位收的拖欠工程款的支票，进帐时银行还要层层审批。这样一来，掌握每道审批权的都能把企业领导卡得死死的。为了保护建筑企业的利益，上海市建委按市场行情每年都要调整定额预算价格，半年调一次，每月公布一次市场材料价格。由于政府管理规范，甲方执行调价系数一般也不打绊子。象我们陕西省建一公司在上海签合同包死了一个工程，后来因原材料涨价发生了纠纷，上海市建委定额站的仲裁结果是：按市上公布的价格上涨系数调整原合同，不能让外地企业赔钱建设上海。

三是上海工程招标规范，不象我们一些地方常搞得没个样样，什么名堂都有。几个公司的经营人员的共同看法是，在上海什么工程由哪一个级别的施工队伍干，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越级承包。省建七公司1988年初进上海承揽的两幢26层侨汇住宅大楼（现已交工验收为优良工程），就是凭国家建筑一级资质企业的牌子接下来的。大家还普遍反映，一是上海投标中压价很少，不象陕西直压得建筑企业无钱可赚，甚至要贴本干，但为了职工吃饭还不干不行；二是上海对招标纠纷的仲裁公平，如陕建三公司与上海一家印刷厂办了承包工程的招标手续后，甲方以没有签合同为由提出让我们先垫资400万元干，否则招标无效。起诉后上海的仲裁部门还是依法办事，通知甲方赔给陕建三公司损失费10万元。当然，上海对当地的国营建筑企业也有保护措施。他们上海市属企业一年有40—50%的工程任务不投标，是经过市建委批准接受直接委托的。大家意见最大的是：我们陕西省建总公司下属的企业，近年来既受不到地市的保护，也受不到省上政策的优惠。连好多大的、标志性的工程项目，都叫外省的建筑队伍拿走了。结果工程并不比陕西人干得好，而且经济上也没少花钱。陕建工地的一位项目经理说，咱们陕西不少工程名为公开招标，实际上往往是哪个单位给甲方的办事人员好处多，工程就包给谁。以至要省长亲自出马，才能在大的工程项目承包上给陕建集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倾斜。

四是上海拖欠工程款的现象不严重，不象我们陕西不但企业拖欠，连省级单位也拖欠工程款长年不还。前两年记者采访几个陕西在沪施工工程公司时，从经理、经营管理人员到职工、农民协议工，都知道在上海千活不拖欠工程款，因为他们一般月月都能拿到工资和奖金。职工人均六七百元的月收入，比上海当地职工要低得多，但对多年低收入甚至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的陕西建筑工人来说，尽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在外，从队伍整体上看还是比较安心的。省建七公司的同志说：“去年以来上海也开始拖欠工程款，我们这里就有500多万元的拖欠款，但时间都不太长，在陕西这就不算拖欠。像我们省建七公司拥有3800多名职工的企业，本省就拖欠工程款2200万元。省上的一个重大技改项目也300多万元地拖欠，一拖好几年。几个省级单位也多年拖欠工程款不还。”谈到这一问题时，不少职工都说，一支支的秦地建筑大军南下上海、海南、广州，这一方面是当时国家建设战略重点转移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也饱含着陕西建筑企业和建筑职工的愤慨与辛酸。从这一角度可以说，他们是无奈才离乡背井找饭吃的。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记者在上海接触到的陕建职工中，确实有不少年轻的经理和职工怀着创牌子的雄心在上海闯天下。但对不少长年在外的建筑职工来说，难免有一种思乡情结。他们听秦腔录音带，订阅陕西工人报，关心陕西的建筑成就。尤其是国家经济建设战略西移的决策，以及陕西整顿建筑市场的喜讯，使多少身在上海的陕建人欢欣鼓舞。他们告诉记者，现在上海的建筑市场也不象过去了。“三年大变样”时期，敞开大门欢迎外地建筑队伍建设上海；现在不论投资还是大型工程项目，都比前几年少得多了。只要陕西有大的工程项目，只要陕西的建筑市场能规范一些，外部环境能好一些，他们还是希望早一天挥师八百里秦川，用建设上海的装备和实力，用建设上海的那股劲，为家乡的基本建设再作贡献！

由陕建七公司承建的“华苑大厦”由31层和29层的两幢大楼组成。看！在大楼工地小憩的“老陕”们笑得多自豪。明烛摄

总投资上亿元的“金柏苑大厦”是由陕建集团上海经理部和陕建八公司共同承建土建施工的大型工程。图为大厦外装修工程全景。　建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