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腐败窝案　串案透视

文/刘向顶

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大案要案不断曝光，并且往往是查处一个带出一窝，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出下面的牵出上面的，查出小人物涉及大人物。这种“窝案”、“串案”，老百姓称为“一锅端”或“拔出萝卜带出泥。”

大案惊朝野

1995年4月4日，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身亡，7日，党中央、国务院就此发出紧急通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这是反腐败以来触及的级别最高的官员。牵扯到王宝森的，又是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经理邓斌的案件。时年58岁的邓斌，只不过是变压器厂的绕线女工，1982年报病提前退休后，混了个工贸公司业务经理的头衔。

新兴实业公司的案件，违法违纪者273人，其中党员干部187人，犯罪金额32亿，被称为建国以来发生的罕见大案。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发了社论。其实，这类窝案，串案，早几年就常常见诸报端，无论工矿、农村、行政、事业单位，从乡到县到省直到中央部委，均有所闻：

——浙江青田县，邮电局长周丁昌、副局长陈国强与电信股长潘志平、公司经理林志超，计财股长邹永平，技术员李厚森等勾结，从1992年至94年7月，在发包和验收程控市话线路工程中，索贿受贿，犯罪金额93万多元。

——湖南沅江市，人大常委会组成棉花问题调查委员会，查出1993年度倒卖棉花的单位23个，倒卖棉花2372吨；市长夫人参与了倒卖，物价局长，财委正副主任，棉麻公司经理，生资公司经理等1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四川内江市，1994年11月17日，检察院在查处省建十三公司属下的经理尹X时，偶然发现了简阳市副市长卿文才受贿的线索，在对卿的办公室搜查中，椅子上、桌子上、抽屉里、书刊中到处乱丢着人民币、港币、美元、债券，共折合人民币43万多元，卿副市长的问题，又带出了市委、市政府的官员，以至11个常委“进去”了8个，7个正副市长“进去”了3个……

——北京，1994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长城公司”一案，犯罪金额达10亿多元，公司总裁沈太福被枪决，其妻孙继红判刑15年，参与犯罪的不仅有记者、金融系统的10多人，还有副局级干部，直至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

串案、窝案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大。腐败——

为何在反腐败声中发展

1989年以来，反腐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可是，腐败并未受到遏制，反而日甚一日。贿赂、贪污等经济犯罪仍不断发生，发展，共同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

是权钱交易使腐败日益严重，严重的腐败又干扰和阻碍着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权力又很少受制约，共同作案不仅“经济效益”高，而且是单个作案所无法比拟的。

已经曝光的串案，窝案，主要是三种类型：

一、血缘型。犯罪成员大多是同一宗族或亲友，前几年社会上反映强烈的“太太公司”，“太子公司”就是这一类中的典型。如被称为贵州第一夫人的阎健宏，既是贵州省计委副主任，又兼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她利用丈夫的影响。拉亲戚参与，犯下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投机倒把数罪，最终受到法律制裁；

二、关系网型。“关系”一词，近几年十分盛行，同乡、同学，战友、病友、钓友、舞伴，老上下级、新上下级，关系网无处不在。只要一方有权，便能衍生出罪恶的事端。从轰动全国的“黄金案”。可见一斑：

某市财政局长刘X，与本局一干部的妻子通奸时，被当场抓获，女方交代，刘局长给过她金戒指，刘局长的金戒指，又是某县财政局长所送；县财政局长交代，他还通过刘局长向省财政厅送过金首饰。最后查证：刘局长按市长旨意，在市内各县非法收购索要黄金，加工成戒指、项链、耳环，送往省财政厅正副厅长、办公室主任和有关处长、科长，共20余人，财政厅的人员收到金器后，便为有关县、乡直接拨经费。

三、帮派型。拉帮结派，在中国古已有之，如今，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共产党内，特别在一些领导班子中，也闹起了帮派。宁夏烟草专卖局局长杨杰，在任银川皮革厂厂长时，就将做临时工的未婚姑娘王艳菊占有，并转为正式工，杨升任区政府人保处长时，又将王艳菊及一帮亲信调入区政府机关；杨任烟草局长仅一年，不仅王艳菊当上了销售处长，还将全局和公司的主要岗位都换上了“帮内”人，而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干部，只因不属：“帮内”人，便被闲养起来。

无论哪种类型的罪案，都是共同的经济利益把他们紧紧捆在一起，使反腐败斗争阻力重重，因此——

遏制腐败，须标本兼治

腐败的核心问题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易（江泽民语）。腐败分子把行使权力的过程变成捞取金钱的手段，或用金钱去腐蚀权力运行的主体，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治本，就必须弱化权力，将可能导致腐败的具体权力降到最低限度，并加大对权力的监督，但这都涉及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起来尚需时间。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即使不能立即使腐败杜绝，至少不能再让它发展下去。

治顽症，用猛药。要减少串案，窝案，遏制腐败，目前必须做到：

——法网“疏而不漏”。法网疏而不漏，才能使欲行不轨者消除侥幸心理，不敢铤而走险。而目前的状况，是腐败分子漏网的多，落网的少。5年来，有近70%的贪污贿赂嫌疑犯未受到应受的审查，有80%以上的犯罪嫌疑分子不仅未及时受到治裁，甚至会有逃脱惩处的危险！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种怪现象：边腐败边升官，报刊上披露的不少腐败分子大多如此。原萧山市委书记莫妙荣。群众几次举报，他却一升再升，连他自己都觉得“莫明其妙地荣升”，现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腐败不仅不会受到惩处，甚至腐败还能升官的“榜样”，其结果势必鼓励更多的人走上腐败之路！

实现法网“疏而不漏”，除了有关法律要健全，还要——建立过硬的侦查队伍。前几年的反腐败斗争，各级反贪局和纪检监察机关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与反腐败的任务仍不适应，不少大案，是盗贼“偷出来的”，是夫妻吵架“吵出来的”。我们的反腐败机构比德国健全，人力、物力都比德国强大，但成效却远远不如人家（见监察哨96年5期）除了体制和法制方面的原因外。队伍建设滞后便是主要原因。香港廉政公署“对腐败分子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见（《贪欲、堕落、毁灭》354页），而我们对那些十分具体的举报，查来查去，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对查获的腐败分子要加大打击力度。50年代，贪污受贿1万元就是“大老虎”，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了10万元，不管开国元勋或皇亲国戚，一律格杀勿论，那个时候，无人敢以身试法。近几年，法律虽然规定了“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以上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执行中却并非如此。犯罪金额百万甚至数百万的，都可不判死刑。如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曾利华，索贿受贿700余万，当时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受贿犯。他把大部分赃款转移到了境外，也仅判了个“死缓”。而贪污受贿3—5万元，判个缓刑”，甚至以党政纪处分“表示”一下，照样当“公仆”的，数不胜数，至于那些一个人就攻垮一个甚至几级领导班子的行贿者，则常见未加以追究。宽大无边，法律便失去了儆戒作用。

古人云：烈火至猛，人无蹈死。法律，象火一样，只有任何人都不敢触犯它，社会才会出现弊绝风清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