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初登场

文/冯俐

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像模像样地写小说了，那时候我的理想是要当个像福克纳、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像欧·亨利、像卡夫卡、像塞林格、茨威格……那样的大作家。

第一次实在地听到“编剧”这个词是十九岁那年，我在西安参加省作协举办的一次创作会上，有人指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我介绍说：“他叫竹子，是西安电影制作片厂的编剧，刚刚写完电影《野山》……”人家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已经笑了起来：“编剧、你这么年轻怎么就会是编剧？”周围的人还有竹子都不明白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忍不住问我为什么年轻就不可以是编剧？我说在我的印象里，编剧应该都是一些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袖口应该很长，留着不太干净的长指甲的手平常都是藏在长袖子里的，只有喝酒的时候才会伸出来捻着胡须哼上几句戏文……我这种莫名奇妙的对编剧的形象描绘令在场的人乐不可支，也不好说我这个人是太幼稚还是太没有见识。不过后来我发现还是有不少人对“编剧”一词有着跟我当年一样的成见，记得刚上中戏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配戴校徽，走到街上时常就会有人问我们是唱什么的。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奇怪的思维定式：只要看到“戏”字或“剧”字，就像是听到了开场的锣鼓点儿。

即使不算上中戏的那五年，我正式从事编剧职业也有五六年了，写剧本写出去了一二百万字，然而每次自己想起这事儿，总还是觉得很“玄”：我能走进这个专业的契机实在是太偶然了——假如我在86年3月份里的那一天没有去一趟文化馆；假如去了文化馆却没有碰上那位姓张的朋友；假如那朋友头两天没有看到登在报纸上的“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简章”或者没把这事儿顺口告诉了我；假如我当时稍一犹豫，没有马上写信给学校要求报名；甚至假如我当时没有寄航空挂号而只是寄了一封平信，那也肯定会错过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天……直到我在9月份拿着录取通知书去中戏报到，那半年中我不知不觉地过了多少个“玄而又玄”的坎儿，事后每次回想起来。都忍不住要偷偷地吐舌头——差一个坎儿我都不可能是今天的这个“编剧：冯俐”。

作为戏剧文学系的学生，我们的戏剧专业训练是从舞台表演开始的。我记得第一堂表演课是走路，先是大家排着队在排练场里走，很滑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大家都在笑。老师在说过“不许笑场”之后，便开始逐渐减少台上的人数，直到剩下一个人。你信不信，当你的面前坐着十几个人，十几双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你让你从场子的这头走到那头，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迈哪一条腿。我当时是“顺拐”走的——迈右腿伸右手，并且发现错了之后也没有改，至少台下的笑声总比鸦雀无声更能帮助你驱除尴尬。

每天都得为第二天的表导演课作业苦思冥想到深夜，也常有交不上作业的时候。那天我和导演系的柳儿一到排练场就都往那个不容易被老师看见的角落里扎——都没完成作业。“怎么办呀怎么办呀？”眼看着别的同学一个一个交了作业，柳儿灵机一动，拉住直跺脚的我说：“要不，咱俩演一对孕妇？”我马上同意。柳儿小声说：“那你快想咱俩怎么了？”“咱俩都快生了……”刚说到这儿，老师已经在叫我们俩的名字了。我们俩一边应着，一边急急忙忙地把上节课借的服装团成团儿塞到上衣下面，一边还有一句没一句地商量：“咱俩住在一个病房，你生过孩子，我没生过，所以我就害怕，你呢，就好心地安慰我，正说着咱俩就都要生了……嘻嘻嘻，看你的大肚子！”“看你自己的吧！”老师一声：“快点儿！”我们俩就咬着牙冲到了台上，动作之急促灵敏差点把老师也逗笑了。有什么办法，作业逼的呗。那天老师看完我们俩的作业，自然先表扬了我们俩的“勇敢”，但随后就说：“是临时凑合出来的吧？一看就没有‘生活’，你们去医院看看，只说头胎二胎的，哪有说‘第一个’‘第二个’的？”

燕儿是我们班上最害羞的女孩子，每次上场都战战惊惊的，交流小品那一轮她在她编导的小品《寻找贝贝》里头演贝贝，我和我们班老大演她的爸爸妈妈。汇报那天，当我和“丈夫”终于看到了离家出走的女儿，我和“贝贝”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台下突然传来一阵哄笑。我和燕儿同时小声问对方：“我怎么了？”又同时说：“你好好的。”但燕儿到底还是乱了方寸，几乎连下一句词都想不起来。事后才知道“爸爸”在我大喊“贝贝”的时候，急于想表现他的“发现”，居然在我们身后作了个夸张的手搭凉棚的动作…

有表导演课的那两年是我们学生生活中最艰苦的两年，但也是收益最大的两年，我越来越感觉到，作为一名编剧，熟悉舞台，熟悉表演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当年自己的粉墨登场过程，大概就不会有替别人设计比较象样的“粉墨登场蓝图”（剧本）的今天。

更正：上期（6月7日）四版《回到魂萦梦绕的襄渝线》作者应为傅勤章，特此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