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海寺秘闻
——《南京条约》资料陈列馆创史人、原馆长唐守林访谈录文/任志扬(上接7月26日本报第5版)
张喜一直没有办什么入伍手续,那顶“五品”帽子早已他原物奉还耆英。事后,伊里布要带他去广州做官,也被他婉言谢绝。老头子实在不过意,赏了他一千两银子。他倒好,将三分之一送给旧识诸友,留三分之一用来赡养双亲,余下三分之一足足习了半船书,最终带着无限遗恨,离开金陵,一路沿着大运河北归了。对于这个张喜,鸦片战争许多史料中都没有提到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官位,惜乎人微言轻,壮志难酬,用现在的话说,是个不得志的爱国知识分子。这为后人研究历史留下了遗憾,不得不责怪著史者没有秉公书史了。
在静海寺第三、四、五次谈判中的中方代表黄恩彤,是个一贯主和派。当时他身兼藩、臬二司,但上有大臣压着,因此也只能算个小人物。此人在谈判中对割让香港等要求大开绿灯,连英人利诺在《谛约日记》中都说他“举止文雅,恭而有礼。”其媚外丑态,可以想见。他的思想在所撰《抚远纪累》中更是暴露无遗:“盖西人缪结难解,多款均觊觎已久,(乾隆中进京朝贡,其使臣即以五口通商,香港寄居为请)志在必得,断难折以空言。况先奉回文,均家允许,更非事后所能争矣。”派这样的人接替张喜去谈判,其后果可想而知。《南京条约》签订后,黄调任广东按察使,继续与洋人打交道,旋升巡抚。终因媚外太甚,民愤过大而被革职。
关于在《中英条约》上用印的中方代表共有几位问题,史学界一直认为是两位,—位是耆英,一位是伊里布。这种说法,来源于《壬寅闻见纪略》一书。然而,据最新发现的资料确是三位,这还包括牛鉴。这样,静海寺问题研究专家唐守林纠正了流传许多年的谬误。
《缔约日记》记载:“条约共写了四份。用两种语言写成装成四册……按察使黄恩彤从一个用黄调色的方盒中取出毛笔、墨,与总督官印。印是三寸长、两寸宽,印上朱砂,往纸上盖,三位钦差都用印,于是承了全权大臣的全部要求。”洋人利诺,作为亲历者,误把两江总督牛鉴当成钦差大臣,那是他对中国官制不太熟悉的缘故。
据说《南京条约》原稿被国民党政府携带到台湾保存,另外两份在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收藏,要印证唐守林的这个结论,大约只有待将来有机会看原件了。
关于中英双方在静海寺谈判共有几次也一直有争议。静海寺问题研究专家唐守林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中英正式谈判,自1842年8月12日起,到1842年8月27日止,前后共计10次。其中除了四次在英舰,一次在城内上江考棚(今小王府巷处)外,其余五次都是在静海寺内进行的,这一点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而第七次,也就是1842年8月24日中方在静海寺大宴英方这一次,却每每被人认为只是一次宴请。其实不然。
这一天,璞鼎查,耆英等大员都端坐在东配殿内,可见,就在此时,耆英还不忘派鹿泽长和舒巷受两位小官员在大殿与东配之间的院子里,拦住马礼逊商谈以泉(州)换福(州)的事。所谓以泉换福就是不同意福州开埠,而以泉州抵上。
关于这一点,张喜在《抚夷日记》中记道:“十九日。(阳历8月24日——笔者)接到于初九日拜奏摺,奉上谕:不准在于福州通市,即万不得已,或于泉州附边,酌与通商云云。”
不难想见,就在这天临去静海寺前,耆英还如此重视福州开埠的事,因皇上来旨,他不敢不重视。终于派了鹿、舒二人去谈判。可想他本人在酒筵上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至于是在宴前或是宴后,或是边吃边谈(这是中国人的一贯传统)。耆英等是怎么提的,璞鼎查又是怎么拒绝的,史无记载,不敢妄猜。不过,仅就“柳荫树下”的接触,也足以说明这次宴会的内容并非只是假稿劳英军之名,大家吃吃喝喝。据闻现代谈判,甚至双方在会上一言不发,干坐若干时间,然后宣布散会的,也算是一次谈判。何况这回双方还有过这么几句话。
往往被人忽略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谈判,也是在静海寺进行的。
1842年8月27日,耆英等三人又收到皇帝的急旨,内容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系二十二日之误——唐守林订正)奉上谕:‘据称盖用御宝,两国引执,尽可权见。其给夷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先给六百万元,余分四载归给,该商民既可乐输,即可权宜从事。至福州乃四达之区均系陆路可通,非同海洋往来无定者可比,此条免其置议,会议均可准行。但夷等心怀叵测,反复无常,退出之船,所过地方,仍宜严加防堵,不可怠忽。倘有可乘之处,该督等便宜行事,不得视为故常,敷衍了事,有负朕望。钦此!”
张喜在同一天的《抚夷日记》中同样记道:“二十二日。接奉批摺,准给御宝,仍不准给福州码头。派黄、咸两大人及鹿道台,舒同知同往静海寺与该夷会商。据马礼逊日:‘此事我不能主张,须向璞大人商议明白,再来回话’等语。”
这两个材料明白告诉人们,这天中方是派了正式谈判代表的。至于英方是否只派马礼逊一人前来,没有更确切的证据,也不便妄加猜测,姑且不论;但他这句话实际上是最后一次代表英方的意见,因为事实上后来也没有再回话。于是,这次谈判终以中方对条约全部内容的认可而告结束。
作为历史,在静海寺发生的一幕幕情景已烟消云散了,但是,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却是极为沉痛的。
现在人们看到的静海寺,是1987年南京市政府重新投资修建的。它于该年动工,翌年岁末全部峻工。复建后的静海寺,仿清庙宇建筑。黄墙红柱,青瓦飞檐,斗拱交错。寺内前为过殿,中为大院,正殿于后,其屋椎两端雕有一对鱼龙饰物,巨口吞脊,修尾高翘,出檐处还饰有麒麟等吉祥物,正殿前有抱殿。此外殿庭南还辟有一院,即五色卵石铺地,假山上植有梅、竹,临轩辟一池,碧水涟涟。如今大院内展放两门铁炮,正殿内陈列着《南京条约》史料,还有清、英军官服地复制品,以及古静海寺原偏殿部分雕花梁架。
1997年6月1日,由南京市天妃宫小学小学生邹黎第一个捐款,南京市党政军机关和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共捐款100多万元铸造了警世钟。其高1.842米,象征着1842年香港被割让的时间,也已正式揭幕宣告落成,它警告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静海寺已成为人们不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真是历史的巧合:静海寺原先歌颂平静四海的殿堂,后来变作海盗逞凶的场所,而今它又成了我扬眉吐气的国耻纪念地!有人说是否定之否定,信然。(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