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死去的母亲讨还公道

文/田睿

1983年12月15日晚，在北国煤都抚顺，张桂珍、古圣有夫妇却正经历着最悲痛的时刻。

73岁的李凤琴在弥留之际，紧紧拉着女儿和女婿的手，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我死了，你们不要哭，但你们记住，一定要替我向日本人讨还血债！”

李凤琴老人——“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之一，就这样带着她一生的痛苦、悲愤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从此，已年过五旬的张桂珍、古圣有夫妇，两个本应安渡晚年的退休工人便走上了一条漫漫无期的上告之路，他们要告的是日本政府，他们要为死去的母亲，要为在平顶山惨死的3217个冤魂讨还一个公道。

一个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日子

张桂珍从记事起就知道平顶山，母亲李凤琴每次提起平顶山，唯一的那只好眼就会流下串串泪水，因为母亲对这段地狱般的人生经历刻骨铭心，叙述的遍数太多，所以张桂珍对“平顶山惨案”中母亲一家的遭遇的每一个细节都耳熟能祥。那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能也不应忘记的。

根据李凤琴老人生前的口述，让我们回溯一下那个用3000余中国人的鲜血凝固下来的日子吧。

1932年9月16日，这天上午约11点左右，我正要吃午饭，突然听见外面乱哄哄的。有人喊：“日本鬼子进村了，赶快跑吧！”那一年我22岁，因为帮着弟弟成家，给人当裁缝还没有出嫁。听到喊声，在爷爷的带领下，全家21口人一齐往外跑。刚到门口，被小鬼子堵个正着，把我们往平顶山上赶。有个老太太因为有病走不动，当场就被打死了。我们全家来到平顶山，当时已经聚了不少人，人群中有人给照相，周围还有不少东西用黑布盖着。我看情况不妙，就说鬼子要害我们。我爷爷说：“要活活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块吧。”爷爷在左边，右边妈妈抱着刚刚8个月的小妹妹，爸爸搂着5岁的妹妹。接着，四周的鬼子让我们跪下，我们紧挨着刚坐下，就听见有人喊：“放火烧房子了！”这下大伙着急了，不少人哭叫着要回去救火。靠西边的男人要往西山上爬，鬼子一看不好，一挥手揭开黑布，露出机枪，先向西山坡“突突突”地打了一阵，接着枪口一转就对着地上的老百姓射起来了……

第一排枪响，我就顺手把带来的包袱盖在脸上，卧在地下。我爷爷最先中了一颗子弹，又一颗子弹射进我妈的脑袋里，这颗子弹从我妈脑袋里钻出来，打掉了我胯骨上的一块肉。8个月的小妹妹压在我妈身子底下。这时候我听见5岁的大妹妹在我爸的怀里说：“爸爸，我好热呀。”一颗子弹就把她打死了。血像喷泉似的喷了我爸满身满脸，一会儿我身后的弟弟发出极其痛苦的惨叫声，他叫着：“姐啊！我的两条腿都断了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不到机枪的声音了。

这群野兽又端着刺刀，不管死没死，挨个儿扎一遍。我只听见“扑哧、扑哧”扎人的声音，一声比一声近了。一个鬼子听见我8个月大的妹妹在哭，来到我身边。当时衣服包盖着我的脸，我把腿使劲贴在地上。鬼子穿着大皮鞭的脚一脚踩着我的脸，一脚踩在我的身上，用刺刀翻动我妈的尸体。由于日本兵在我的身上踩不稳，还用刺刀尖在我肩上拄了一下，扎进去很深。本来我是歪着脸贴在地上的，让那只大皮靴一踩，沙子揉进了右眼，火辣辣地疼。我的右眼就是这样瞎的。我妈的尸体被翻到了一边后，站在我身上的那个鬼子对准正在哭的小妹妹，“扑哧”就是一刀，又使劲一甩，随着一声惨叫，把她甩到了一边儿去了。

天黑了，我拖着麻木的伤腿，一步一挪进了路边的高粱地。想不到竟在这里遇见了我爸爸和弟媳，弟媳已被刺刀穿透了，她痛苦地说：“你们走吧，我活不了了。”爸爸一手拉着一个，我们仨才逃到40里的亲戚家。怀孕的弟媳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死。爸爸伤心过度，精神崩溃成了疯子，不久也死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瞎着一只眼睛活了下来。我们全家21口人，只有我一人死里逃生。

当时我记得，刺刀刺的时间比开机枪的时间长，只听山头上的鬼子还在鼓掌。爬到高粱地里逃出来的有三十余人，有的爬不动了，第二天就被拽回去活埋了。

“平顶山惨案”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制造的第一个大屠杀案件，这次大屠杀是日军在现代史上采用“三光政策”的最初尝试。

惨案发生的前一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平顶山村的人们还在赏月饮酒，亲朋欢聚，谁会想到第二天的黄昏，这里竟成了一个横尸满地的屠场，炊烟绝迹，鸡犬绝声。一个繁盛的村庄从此灭绝。全村3000余百姓，只有36名幸存者，李凤琴便是其中之一，她用血和泪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证词。

荒草遍地的平顶山就是她的娘家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劫后余生的李凤琴却终生无法从惨案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李凤琴的长女张桂珍说：“母亲这一辈子从没感到过幸福。”

三个孩子都记得，母亲年轻时经常从噩梦中惊醒，而且平时很少有开怀大笑的时候，特别是中秋节前后，更是痛苦异常。别人家买来月饼、水果，欢欢乐乐地过节，而他们家虽然也买月饼，可因为母亲每到这一天都要绝食一天，所以孩子们从小就很怕中秋这一阖家团圆的节日。后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每逢中秋，李凤琴都做好饭菜，就一个人躲到平顶山上去凭吊死去的亲人。

日常生活中，别人家两口子吵嘴拌架，女方动不动就爱回娘家躲几天，可李凤琴每次与丈夫吵架，她只能带着孩子上平顶山，坐在满山的荒草中一边哭一边喊：“妈呀！”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夜。

平时，学校或机关也常请李凤琴去讲演，但每讲一次，回来后李凤琴就会两三天不吃饭，需要很常时间才能从回忆中挣脱出来。李凤琴也常对熟人和邻居讲，以致孩子们都说：“妈，你就别讲了，都快成鲁迅写的祥林嫂了。”后来，李凤琴真的不大讲了，但孩子们发现她却常常偷偷落泪。

可以说“平顶山惨案”的阴影伴随着李凤琴老人痛苦一生，给她在精神上造成的创伤是别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的。

两个普通的中国工人要告日本政府

李凤琴去世后，张桂珍和古圣有没有忘记老人临终时的叮嘱，但对于这段已写进历史的血海深仇，该怎样告，该告谁，这对普通的中国夫妻又觉无从下手。

1995年9月，古圣有偶然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成立”的消息，他马上兴奋地告诉了老伴，并当夜给这一组织发了信。但由于民间组织地址不详，信被退了回来。从此古圣有就千方百计地搜寻与对日索赔有关的材料。

作为大连机车车辆厂的一名退休工人，古圣有既无经济条件，接触的范围又十分有限，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古圣有竟想到了一个“绝招”，就是到废品站翻查收购来的废旧报刊。时间一长收购站的人被他的精神感动了，一起帮助他留意有关的消息。后来，“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莫得胜老人状告日本的消息公诸于众，这更坚定了古圣有夫妇打这场跨国官司的决心。

1997年9月20日，《大连日报》登载了日本律师访问大连的消息。当日，古圣有就找到了大连天合律师事务所，请求中日律师受理其岳母对日索赔一案。天合所的副主任史凤琴接此申诉后，积极与日本机构的律师联系，并很快就取得了共识，双方协作共为实现社会正义，所以决定受理此案。

事隔两个月，日本机构的几位律师在其国内做了大量工作后，先到北京参加了关于战争损害索赔问题的第二届中日法学国际研讨会，于11月19日去抚顺平顶山纪念馆参观，面见李凤琴子女了解案情，张桂珍、古圣有与日本律师见面，为到日本提起诉讼做准备。

累累白骨面前日本律师肃立良久。

一个寒风瑟瑟的冬日，4位日本律师与张桂珍夫妇一同走进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在累累白骨面前，日本律师徘徊良久，他们感到非常震惊。稻田坚太郎律师说：“看到现场，我对日本的某些政治家感到气愤，他们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在日本绝大多数人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残酷的事实。”在一副父亲为保护儿子而惨死的遗骨面前，另一位律师深受触动，他说：“我的父亲曾作为士兵来到中国，他对我们非常慈爱，但一个普通人却可能在一瞬间变成魔鬼。现在虽然比较和平比较民主，但如果放松努力，军国主义还可能重蹈覆辙。”加藤洪太郎也表示，他们作为日本律师受理这一索赔案，对自己的国家提起诉讼，这不仅仅是为了死亡者的尊严，更是为了后世生存者的尊严。

据悉，今年春天，这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将委托日方律师在日本提起诉讼。

有人说，一个民族的自省往往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为重要。我们今天重新翻开这段历史，是想提醒更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些东西永远不应该被冲淡，不应该被忘记。

图为李凤琴老人生前与子女们唯一的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