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人不见公道已撒手人寰富平县政府依然推诿麻木不仁

本报曾多次报道了原富平县立新煤矿的8名退休职工老无所养、生活无着的境况。随着时光的推移，8名老职工中已有3人先后离世，而健在的老人至今凄凉如故，仍哀哀地四处奔走求告。对于富平县政府来说，为何这一并不复杂的问题迟迟不决，现实的症结又在哪里呢？近日记者赴富平县，就此事再次进行了采访。

王志彬、王成功等8人原是富平县立新煤矿的退休工人。1992年，立新煤矿解体，伴随着人员分离，王志彬等8人的关系被合并到县塑料编织厂。1995年4月，编织厂又宣告破产。1997年2月，王志彬等8人在极不情愿的状态下，分别领取了1500元一次性安置费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破产以前拖欠他们的养老金，竟然按19%的比例予以补发了事。

每人1500元的一次性破产安置费，对于像王志彬等这些早已退休多年的老工人来说，要解决今后的长期生活，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回到乡下原籍的老工人从此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加之年老多病，严峻的生活现实迫使他们多年来不断上访。1998年5月，县经贸委曾拿出2万元对这8名老工人予以困难救济，但要求他们写出息访罢诉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上访。1999年11月8日，县经贸委又提出建议，将王志彬等8人列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可这一建议并未得到落实。就这样在问题迟迟未予解决的情况下，8名老工人中已有3人先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尚在的5名老人也朝不保夕，晚景凄凉。而且这些老人当中，还有两人患有矽肺病。

然而，国发（1994）59号文件对破产企业离退休职工的安置早已作过明确规定。省政府陕政发（2000）6号文件中指出：企业破产“变现收入不足以安置职工的，其不足部分按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政府承担。”省劳动厅陕劳发（2000）212号文件也明确指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得以任何形式，一次性结算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对于以前企业改制过程中，采取买断工龄等方法，一次性结算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要妥善予以处理，要保障已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国家和省上的这一系列文件、政策，为何在富平县却成了一纸空文呢？

2月20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富平县经济贸易委员会。据了解，就王志彬等8名退休工人多年上访的问题，县经贸委于2000年11月22日以富政经发[2000]34号文件，再次向县政府打报告，提出了处理问题的建议。

县经贸委的处理建议有两条，其一是筹措资金，将王志彬等人的退休关系转到统筹办；其二，落实到民政部门，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加以对待。这份报告主送县政府、抄送县委办后，至今仍没有下文。

当日下午5时许，记者来到县政府办公室，未见到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通过电话，记者与政府办主任取得了联系。当记者在电话中说明来意后，这位政府办主任说：

“事情我不清楚，报告我也没见到过，你还是到经贸委去了解吧，要么就去找主管县长。”

2月21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富平县经贸委孙主任。他认为，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资金，另一个突出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协调不够。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从财力状况来说，这一问题也不是经贸委所能解决的。

记者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了富平县分管工业和经贸的张副县长。他简单答复说，这一问题县上解决不了，他更解决不了，分管领导既无权又无钱。他说，他刚任分管领导工作，对问题不清楚，他说，你还是找经贸委吧！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县委办公室，只见到几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县委领导去开政协会了，都不在。

在记者采访时，正值富平县“两会”召开期间。然而，对于管辖之内的那几名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的老工人的问题，却不知当地的党委、政府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

■本报记者　辛国强备忘录

1999年12月9日

本报“维权行动”：《谁给我们发养老金？》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富平县原立新煤矿8名退休职工的境遇。

2000年4月18日：

本报“维权行动”：《我们的退休金啥时才能拿到手？！》再次向县上有关方面反映8位老人的窘况。

2000年6月23日：

本报“维权行动”《何时能按足额发放离退职工的活命钱》第三次将富平县8位老人的现状作为事例披露于社会，以求引起县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