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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01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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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纬·憩心亭
04

翠峰山下最后一位女知青

报告文学 □文/刘公望 红卓瑶 孙治民

知青,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早已被历史淡忘了。追寻他们,探求他们生命的轨迹,便会找到一块块闪光的金子。杨克玲,就是这样一块金子。请看——

1964年,年仅16岁的杨克玲,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翠峰山区插队落户。36年的岁月风霜,把她雕琢成一个地道的山里人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份,周至县城就有不少人换上了薄棉袄。西安市首批赴周至县插队落户的800多名知识青年的到来,登时使这座古旧的农村小城热闹起来。

大街上,到处是穿着制服、白白净净的省城娃,又矮又瘦的杨克玲夹杂在这群学生中间,因掉队后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同伴,急得流下眼泪。这年,杨克玲虚龄16岁,她生于上海,长于西安,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午饭后,县知青办发给每人“五把”劳动工具,即一把镢头、一把铁锨、一把大锄、一把小锄、一把镰刀。杨克玲被分配到翠峰公社五联大队上坪邑生产队。五联大队是翠峰公社最远的山区村,村民说也就10多里路,而杨克玲到公社办事开会,初次走这段路,直觉得这山路里程比城里要长好多好多。

杨克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从小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又是个乐天派,闲了就站在知青的院子里对着山下吹口琴,没想到一吹就吹了36年。

她给落后闭塞的山区带来了文化气息,村里的媳妇姑娘们都很喜欢她,称赞她是“山区百灵鸟”。她办过村夜校,再后来就当了“孩子王”

冬日的上午,太阳暖烘烘的,上坪邑生产队的大场上拢了一大堆棉柴株子,这会儿枝枝杈杈上的棉疙瘩全开了,裂着嘴笑。社员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摘棉花。知青们初来乍到,细皮嫩肉,多半晌下来,手掰痛了,指缝硌出了血。队长说,松一阵儿吧。媳妇们便拿出鞋底做针线活,姑娘扎成堆,鼓动杨克玲吹几段好听的曲儿。杨克玲也不推辞,大大方方地走到场院中心掏出口琴,吹了一曲又一曲。全队的男女老少都支楞着耳朵,好像咋也听不够儿,大伙都在兴头上,队长不再提干活事儿。他说,今儿个就让大家过足耳瘾吧。

杨克玲的到来,使上坪邑人显得格外精神起来。很多人建议队长,办个夜校吧,就让杨克玲当老师。队长说:“行!”从此,杨克玲白天干活,晚上就教大伙儿认字、唱歌,成了大忙人。现在上坪邑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是杨克玲教他们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认劳动工分手册,读书看报和识简谱。

五联大队下属11个自然村,东西宽七八里,南北长有20多里,三条大沟阻隔,交通不便,孩子上学读书远的要走10多里路。当时,全大队开设了两个一二年级、一个三四年级和一个五六年级教学点。由于教师不够,一二年级只好实行复式教学(一个教室、一个老师,两个年级轮流上课)。1968年,学生数量增加,学校领导和大队商量,决定让杨克玲任教。那时杨克玲还真有点为难,怕的是一旦当了教师,今后有机会回城不好办。但推卸不掉的责任终于促使她走上了山村教师的岗位。

她爱学生胜于爱亲生儿女。她曾四次放弃回城机会,她说,不能走,也舍不得走

在教师这个岗位上,杨克玲一干就是30多年。她在五联小学教了16年。这里地理条件差,人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可方圆10多里的孩子都在这儿上学,路非常难走,学校旁边还有一条河,每逢下雨,她都要到对面去接学生,放学后再把学生一个一个背过河送上坡。山里冬天冷,她把热水端到教室,让学生暖手,自己买药给学生治冻伤。有的孩子离家远,中午不回家,她就把他们招呼到自己的房子里给她们烤馍倒开水。30多年来,她以校为家,除了寒暑假,难以照管在西安工作的丈夫,她勤于工作,常常把自己的孩子锁在房子里去上课。以至丈夫和孩子都很有意见。

按说杨克玲完全可以回城。可是1970年,1972年和1973年三次招工回城的机会都让她推辞了。1980年国家政策规定,知识青年全部安置,大批人都回城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丈夫也为她联系好了单位。办手续时,她又变了卦,流着眼泪说,不能走,实在舍不得走。

她3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了学校这个大家淡漠了自己的小家,对父亲和丈夫她有永远的内疚

杨克玲热爱教育,30多年如一日,用一颗爱心包容学生。她尊重学生的人格,对学生要求严格,耐心教导,从不讽刺挖苦,不体罚、打骂,因而得到全体学生的爱戴。学生扭伤了脚,她背着去医治;学生有了病,她给垫药费。学生唐育林住在山坡上,看病不方便。她就让孩子躺在自己的床上,护理了三天三夜,一直到病愈。她为了学校这个大家,却淡漠了自己的小家。1985年,她父亲病发住院,来信叫她回去。当时,她是一年级班主任,又教全校音乐课。如果她回去了,一年级就要放假,全校的音乐课就要停止。她特爱父亲,恨不能一步回到老人身边。可是,她也爱自己的学生。她左右为难,最后,牙一咬,留了下来。她侥幸地认为,家里有哥哥,等放假了再回去尽孝。十来天后,父亲却离开了人世。

1993年,她丈夫病情加重,寒假中,她日夜照料。到了1994年正月开学前,她好言劝慰丈夫,交待女儿,好好侍侯爸爸,自己一如既往,从西安乘车到哑柏,再步行30里,提前一天于正月十五到达学校,就在她离开的当天夜里,丈夫又悄然去世。

她教过的学生,众口一词,都夸她是好老师;学生家长对她感恩不尽,用朴实的方法感谢她。听说她要调走,学生家长难过得哭了

杨克玲1963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附中,音乐基础知识扎实,能歌善舞。但是,她从不满足现状,不断学习新知识。她是音乐教师,但从不把音乐课当作副课,而是认真备好,上好每一节课,她把课上得生动活泼,学生学得兴高彩烈。她教过的历届学生,众口一词,都夸她是好老师,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每逢腊八节,天还麻麻亮,就会有几十个学生端着碗、提着罐,把腊八粥送到她的房子。学生家长也对她有朴实的回报,常常把摘净的荠荠菜、香香的洋槐花、还有自家地里的时令鲜菜送到她的房子,放在她的门前。

五联小学教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杨老师不慎扭伤了脚,学校领导劝她休息几天,但她忍着痛疼,拄着木棍坚持上课。更令人敬佩的是她怀孕临产时,仍然坚持上课,致使她把儿子生在厕所里面,是学校宋桂芳老师发现后,才帮她把娃抱回房子。

1985年,她被调到东红小学,五联村的学生家长听说她要调走,三五成群到学校拉着她的手,难过得哭了。

她为人朴实厚道,生就一副菩萨心肠,学校年轻女教师都把她当婆婆。她生活清苦,却替家有困难的学生垫付学杂费

杨克玲自从踏进学校,她就把一颗赤诚的心给了学生,给了同志。清晨,常常是她打开校门迎接师生,晚上和节假日,又是她守护着学校,炊事员有事时,又是她给大家烧好开水。她为人朴实厚道,生就一副菩萨心肠。学校年轻女教师都把当作婆婆,有啥困难,都找她商量。有了急事,把孩子给她床上一放;尿下了,她晒晒;拉下了,她擦擦。学校里,无论那个老师有困难,她都会默默伸出援助之手。

杨克玲有两个家:西安的家三间破屋,是西安打工的三个儿女的栖身之所,前年又塌了;周至这个家,全部家当是一个木箱,两个纸箱。她至今生活清贫;为给丈给看病,她举债几万元,有苦有忧也有愁,儿女就业,住房无着落……但是,她仍在教学岗位尽职尽责,正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看见山区小孩那纯朴的笑脸,那渴望的眼神,我什么忧愁都忘了。”她把忧愁沉淀在心底,把爱给了学生。山里人穷,常有孩子因上不起学而想中途辍学,她知道后,总是积极地为他们想办法,为此她替学生垫付的钱连她自己也记不清。

有人说,杨老师吹拉弹唱功底好,如果在城里做了个音乐家教,准会挣不少钱,她清贫,就是缺这个心眼。每逢有人劝她想办法调回西安时,她淡淡一笑说:“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与这里有感情了,说啥也舍不得翠峰这里朴实厚道的乡亲和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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