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时谁打扮了天安门

□文/沈小平

1949年，经过论证，周恩来同志在9月2日批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南广场的布置这一紧张（离开国大典仅20多天）、繁重（从修葺到装饰）的工作就开始了。

9月初，周恩来同志把天安门的布置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当时华北军区战友文工团搞舞台美术的是苏凡同志，他带领文工团的美术工作者，其中主要有两位日籍美术家——小野和森茂（他们已长期在战友文工团的前身抗敌剧社负责舞台美术设计，是反对日本法西斯同我们一起战斗的战友）来帮忙搞天安门这一政治大舞台的美术装饰设计工作。

小野、森茂的设计绘图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着，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绘制了20张图纸。他们用大红——中国人最喜欢的、象征着喜庆的大红，为主色调，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之间，悬挂上八盏特大的红宫灯，城堞的东西两侧竖起八面红旗，城楼正面门洞上方挂上毛主席像，门洞两测，挂上两条大标语。金水桥栏上还饰以红彩球。

设计图纸送到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已是夜深人静。周恩来同志对城楼悬挂八盏大红宫灯、竖八面红旗深表满意，但认为金水桥栏上扎彩球可以不用，“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要庄严。

设计图纸经过批准后，制作工作立即开始紧张地进行。特大红宫灯，绘图易，制作难。宫灯是中国的特产，但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特别大的宫灯。苏凡同志在故宫的档案中，终于找到了一位已经70多岁的老艺人。老艺人看了看图纸，端详了现场，“艺高人胆大”，他认为可以制作，因为宫灯体积特大，不能到处搬动，必须在城楼上制作，还得由他去找几个徒弟当助手。经过研究，同意了他提出的要求，让老艺人和他的徒弟买了材料，开始制作。两位日本籍美术家负责绘制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黄金流苏。他们整整三天三夜在城楼上吃住，没有走下城楼一步，终于把八盏大红宫灯扎好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调来十几位解放军战士把沉重的宫灯挂了起来。小野他们怕宫灯随风晃动，在红柱旁装上铁环，用钢丝在两旁固定起来。

城楼前面的两条大标语，按照设计，白宋体字、红地、白框，每个字高2米，宽2.2米，由小野、森茂绘制。城楼西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侧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是经请示胡乔木同志审定的，他指示这两条标语要有长久性。

画毛主席像是件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求油画大师必须有传神之笔。这一任务是由钟灵同志负责，请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教授来画。肖像是根据毛主席同意的一张便装照。要把方寸的照片放大为高6米、宽4.6米的肖像，真是不容易。于是他们在天安门城楼北面的西南角上搭了高架，把画布架起来。周令钊同志用了十多天的时间，画好了。请周恩来总理审查后，他认为画得好，只是便装照领子上的风纪扣是敞着的，也照着画了，指出这样不够庄重。周令钊就连夜修改，保证了开国大典前把毛主席的画像挂在城楼上。

天安门前的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奠基。碑墓前竖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画像。靠近马路的南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人的画像。这样的布置都是中央决定的。城楼前，东西三座门间的石板道经过修整也平整多了。当时没有起掉石板改筑柏油马路，怕阅兵坦克通过时把路碾坏。

开国大典应普天同庆，筹委会决定在城楼前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面搭起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外宾观礼。因为时间过紧，当时不可能搞永久性建筑，只能用杉篙、木板搭起临时性的看台。看台搭好，怕不牢靠，调来了部队，在看台上站得密密麻麻的，还在上面蹦蹦跳跳，看是否经得住。这都是为保证万无一失，以免造成不良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