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与说谎话

□文／吴克敬

崔永元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的那档“实话实说”专栏，有多少实话实说的成分，实在让人怀疑。这种怀疑并不是怀疑他没有说实话，而是所选说的实话，太庸常太肤皮，节目中又笑又闹，当然也有眼泪，仿佛一场一场的幽默剧。即便如此，已经让人很觉满足，很觉欣慰了，收视率一直不错。为此可以断定，国人是太想听实话了，尤其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话。

那年在长江洪灾中苦苦抗争的监利县人民，两年之后，到2000年龙抬头的日子，听到了一位乡党委书记为他们说的实话。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经济学硕士乡长，含泪向国务院领导写信反映：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位高学位的年轻乡长叫李昌平，相信他在给国务院领导写信前，是作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肯定也作了最坏的准备——审查、撤职。为了说实话，他豁出去了。从七个方面历数了他们那里的实情：田亩负担200元/亩，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8亩地，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人（不含防讯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成本）。80%的农民亏本……我下乡，碰到老人拉住我的手痛苦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全乡18000劳力，有15000劳力外出打工。全乡弃水弃田水面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作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个别地方却有增无减。

所幸李昌平的实话没有白说。国务院领导两次批示，农业部还派员暗访，证实他的确是实话实说，便迅即对监利县那些问题进行了纠正。然而，事过数月，说实话的李昌平却不得不辞职打工去了。听听他辞职打工的原因吧：“我伤害了监利县很多人的利益，如继续留下来，对工作不利。我走，矛盾也带走了，有利于地方工作。”但让人听着，总感到一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的无奈。

与李昌平命运相反，说实话者走人，说谎话者走红。解放几十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牧惠先生在他一篇《拒绝说谎》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位很会说谎的人，从1949年开始说谎，起先曾受到惩戒，他自己也完全认罪。可他说谎的本性未改，从1952年以后，谎话不断，越说越有水平，“创造”了玉米亩产1200斤和1500斤的“全国纪录”，他因此也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特别是在大跃进年代，他的谎话说得更是越来越大，而他的荣誉也越来越多，官位也越来越大。

其实，何止这位说谎劳模一人？在当年有多少说谎者变成了英雄。发展到今天，似乎已成为许多飞黄腾达者的终南捷径，而以说谎赢得荣誉，赢得晋升，大家对此也心照不宣，见惯不怪了。当然，批评的声音也还有，但那份温和象是饥渴之人捧着一碗凉开水。所谓“数字干部”是当代说谎者较较为集中的一群人，《中国青年报》披露河南省安阳市的“千村千万工程”该是其中一个典型了，“千村创千万（年产值），乡乡超亿元，增速四十五（年增长率为45%），六年翻三番”的“政绩”，够鼓舞人了吧！但那都是吹牛说谎编出来，实际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安阳市不可能有那样的增长速度，也不会有那样的效益，倒是年终全市乡镇5.7亿元的财政赤字，睁着发红的眼睛摆在那儿，让人感到一种哭笑不得的无奈。

说谎话走红，说实话走人，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但为什么总是出现这样的事情，可见我们的现实社会还有其发芽生根的土壤，那就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所说：“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得在考核干部政绩时，重经济增长数字，轻经济运作质量，导致干部整天在数字上做文章。”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改变考核干部的方法，再是让群众参与进来，决定干部的任用，即就是一个有说谎瘾的人也会有所收敛，何况本来不说谎话，只说实话的人，群众是欢迎他们的，群众自有办法留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