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的“底线”

如果不是果子狸这个非典“元凶”被揪了出来，全中国的小狗小猫们不知道何时才能从悬在头上的“打狗令”下解脱。如果说面临公共健康危机之时，错杀宠物尚能获得人们的谅解，那么一些抱着“宁可错隔一万，不可漏隔一例”的宗旨，根本不按医学方法进行疑似病例的甄别排查，对来自疫区乃至所有外来人员一律实行强制隔离，甚至突破非典病毒最长潜伏期，隔离期限超过14天的地方政府有没有意识到：如此任意扩大隔离面、延长隔离期的做法，是否有滥用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的嫌疑？

个别地方不允许在外打工的人员返乡，一旦违犯此令就对其家属处以几千元的罚款。我很好奇发布这样的行政命令是基于什么样的法律依据，相关部门在开出行政处罚单的时候会在“行政违法行为”一栏中填写上什么样的违法事由（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处罚单），难道仅仅为了防止一种已经证明是能够预防与治愈的疾病（毋宁说是为了保住地方官的“乌纱帽”更准确），老百姓就连“回家”的权利都丧失了吗？如果这些人员所在打工的地区政府再出台一些限制入境的命令，这些人员又怎么办呢？

更有甚者。某居委会竟然作主把居民的门窗焊死，而这户居民的“罪过”也只是刚从非典疫区回到了自己的家。隔离是《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在传染病暴发时期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为了社会的整体安全，公民有服从政府必要安排、配合行政调度的义务，而这义务常常是需要公民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利的。但无论如何，行使公共权力的人不能忘了：这毕竟是对公民权利的临时限制措施，这种措施只能是不实施便绝对不足以防范的，必须是严格限制在一定比例人群中的，同时更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由法定的部门来实施的，否则便是不适当的、滥用的、越权的……如果任何部门、任何组织都能打着防非典的旗号去行使这项权力，所谓的法治也就不复存在了。

法治需要践行，行政需要规范，权力需要制约，没有节制的权力最终会使权力变得廉价而缺乏公信力，不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只能使法治永远停留在纸上谈兵。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民权习惯屈从公权传统、公民权利意识刚刚萌芽、行政体制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度，一旦遭遇SARS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公民个体的利益便会不自觉地让位给至高无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由此变得无所不能、强悍无比，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政府与民众携手共同抵御住了这场危机之后，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各地政府前一段时期的一些所作所为，而不应该简单地用“过激”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字眼，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界限，玷污了我们构建“有限责任政府”的理想。

一位省长在批评某高校防非典措施不力时，提出了个“高压线”的概念，一旦触“线”，有职的降职，无职的降薪，直至低保线。4月20日以来，中国的大小官员因为触“线”被处理的少说也在几百人了。从各种文件到法律法规，对于地方官防非典不力的行政与刑事责任的强调亦前所未有，这使人们看到了新一届政府改善吏制的决心与力度。那么何不再架一条“线”——公民权利的“底线”，规范一下在应急状态下，哪些是各级政府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采取各项措施应该依据什么，遵循何种程序，由什么部门进行监督，怎样防止侵犯民权，一旦侵犯了公民权利怎样补救？　（据《工人日报》马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