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与胡说

□文/郭谊

近年来，国内荧屏戏说成风。明明是残忍无比的封建君王，却被打扮成消灭战争屠戮、解民于倒悬的“英雄”；明明是荒淫无度、滥杀无辜的暴君，却以慈祥父亲的面目出现；明明是暴虐成性的独裁者，却要给人以勤政为民甚至鞠躬尽瘁的印象……颠倒了历史的黑白，对广大不熟悉历史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当然，有人会说，荧屏上越来越多的“戏说”戏你不妨看作是一种新兴的商业题材样式，犹如美国无穷无尽的西部片、灾难片、警匪片等，当不得真。

然而，近段时间来，戏说之风愈刮愈烈，越来越离谱，让人大感惊愕的同时，悲愤感也油然而生。最新一个恶劣典型是新编小说《沙家浜》，作者将阿庆嫂这个地下交通员描写成既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胡司令睡觉，又做了“泰山顶上一青松”郭建光的情妇的轻佻下流之辈。当年的样板戏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固然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抗战时期这段真实的故事所涉及的英雄形象岂能如此亵渎？所以，这篇小说面世以来，引起民愤沸扬，公众拍案，实乃情理之中。

其实，此类亵渎近来屡见不鲜——在某地所拍的新编电视剧《杨子荣》里，我们的侦察英雄，居然与土匪头子座山雕“共用”一个情人，而且还利用这个女人传递情报，最终制伏了众匪徒；某地上演的新编话剧《红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不仅把江姐和许云峰弄成了一对男欢女爱的情人，尤其可恨的是那叛徒甫志高，竟神气活现地在舞台上用极为下流的语言调戏被捕的江雪琴，还说如果招供，就“奖两个伟哥”等等，粗鄙之外，亵渎已无以复加。不少所谓“新编”的“文艺作品”，戏说之风完全演变成胡说八道，而胡说的锋芒，一概对准那些革命志士。有人扬言要将那些为人民解放、为党的事业献身的革命先烈“拉下神坛”。拉到哪里去呢？统统贬为男偷女欢的所谓“常人”。为此，不惜颠倒黑白，不惜亵渎人民的感情，随心所欲地把历史上的英雄一个个地踏在脚下，哪管他黑白的底线？

奇怪的是，英雄受到践踏的同时，那些窃国大盗、民族败类、叛徒奸贼等却纷纷卷土重来，扬眉吐气地登场表演。袁世凯是什么人？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但这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铁板钉钉的历史罪人，在一篇所谓创新的“史学论文”中，竟摇身一变成了“弘扬民主”的新派人物；引狼入室的大汉奸吴三桂，在新编的“小说”中，被塑造成了凛然大义的英雄汉；那个葬送了大清帝国的僭主——慈禧太后，在某“宏大叙事”的主旋律电视剧中得到了“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的高度评价；……甚至有的学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想出名、想引起学术轰动效应或纯粹就是标新立异？）竟然用今天民族大融合的现实，去否定几百年前某些民族国家间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挑起了一场关于“民族英雄”的讨论。不少人追随风向，于是，岳飞、文天祥等被贬成了“小人”，而秦桧、冯道云之流却变成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反派人物粉墨登场，英雄志士屡受亵渎，俨然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一个奇怪的文化现象。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受社会存在的制约。但文化对社会现象又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当今这种亵渎英雄，褒扬坏蛋的文化现象，虽不是主流，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他们既不热心于深入生活，又没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起码耐心，却渴望脱颖而出。因此，“创新”、炒作，是他们的日常功课；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追求一鸣惊人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们为此寻找的“捷径”，竟然是做颠倒黑白的翻案文章。他们有着什么案都敢翻的劲头，你是人民心中的英雄么？我就是要把你踩在脚下；你是公众眼里的败类么？我就是要把你捧上九天！他们对这样的“对着干”乐此不疲，以为这样便可以“振聋发聩”，就可以扬名天下。于是，历史的真实和人民的感情价值几何我全然不顾，“浑身是胆”胡说八道，颠倒黑白猎取轰动效应。“三个代表”之一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而先进文化一定是肩负着塑造民族灵魂、弘扬崇高精神的社会责任的。但从上述那些所谓新编、新派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哪里看得到一丝一毫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