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一个沉重的话题

□文/马福林

“诚信”当为人立世之本，更是社会道德的需要。在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人却于社会道德而不顾，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的指标，这是个可怕的信号。当社会把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提到一个本不该有的高度来要求时，恰恰说明了道德的严重缺失或堕落。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迫切感受到诚信危机的威胁，这样急切地呼唤诚信。

曾几何时，社会不仅把讲诚信作为荣誉和骄傲，而且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褒奖和肯定，如果说某个人是老实人，这个人将会以此引以为荣，但这种现象并没有维持多久便遭到了重创。1958年横扫神州的浮夸风，大概是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挑战诚信和杀戮诚信，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诚信能有立足之地？以彭德怀元帅为首的人试图讲真讲，结果是彭德怀元帅被革了职，一大批讲真话的人成了右倾，许多讲假话的人成了典型成了英雄成了模范升了官，结果是“创造”了亩产13万斤的最高纪录，多少万无辜的百姓被活活饿死。面对这样的尴尬，你还愿意讲真话吗？你还敢讲真话吗？

“文革”时期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再度泛滥，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假话大话空话堂而皇之地占领了一切舆论阵地，做伪证诬蔑陷害成了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连小学生都学会了讲空话讲大话。可以说，不讲假话不讲大话几乎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后来不得不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来结束这段梦魇般的历史。在那段极不正常的特殊时期，许多“假、大、空”人物受到提拔和重用，而许多不愿出卖良心的人再次遭受了厄运，后来虽然为他们平了反，但许多人却因为讲真话而永远的失去了生命。最为典型的当属辽宁的张志新，因讲真话被判了死刑，行刑前怕她在刑场上再有“反动言论”，而被强行按倒在水泥地上活活割断了气管。还有江西的李九莲、吉林的史云峰也因为“恶攻”被判死刑，行刑前游街示众，一个下颚和舌头用竹签刺穿在一起，一个嘴唇两角被缝在一起。值得提示的是，他们都是在不施行麻醉的情形下进行的，其残忍程度连兽类都望之莫及，想来经过“文革”的许多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用血和生命写成的教训。

再看看今天，除了许多人还在继续变着法儿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骗取信任骗取钱财骗取官位外，还有充斥市场屡禁不止的假烟假酒毒大米假面粉注水肉注水鸡假肥料假种子假文凭假钞票等等等等，就连中央质鼠检查万里行的检查团都有人敢假冒，试想还有什么假不敢作？作假到了这个份上，应该说是够严重的了。但与对付那些敢讲真话者所采取的手段和力度相比，显然过于软弱过于温和了，甚至让人感到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正是由于对作假者的宽容和迁就，才助长了作假恶习的泛滥和盛行，要不，作假行为何屡禁不止，而且有花样翻新、愈演愈烈的态势，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不妨认真回顾一下历史，靠说假话而升迁而得到好处的人究竟有多少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说真话的回报率与说假话的回报率相比究竟谁更高，想大家心里是明白的。我甚至还想冒昧地问一句，如果今天某个人当众称赞你是“老实人”时，你心里还有乐滋滋的感觉吗？当社会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大概光靠喊口号发号召是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

“诚”是“信”的基础，“信”是“诚”的归宿。一个缺乏信任感的社会是可怕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诚信与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关系，并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诚信”，来讨论“诚信”，来倡导“诚信”，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我们党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回归和延伸，说真话办实事氛围正在逐步形成，“老实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社会也在为“老实人”提供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社会对于诚信回归的呼声更是越来越强烈。只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顺应人民的意志，顺应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记取惨痛的历史教训，像当年制裁敢讲真话的人那样毫不手软，对作假者绝不姑息，相信经过不懈地努力和法律的有效保证，整个社会就一定能形成讲诚信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