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憾的毕业照

〔西安〕　马福林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上初二，还是十五岁的孩子。这场运动来得太突然，声势太强大了。我们这些尚不谙人事的初中生，还没有闹清，也根本闹不清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狂热的运动分子。三人一组、五人一帮分别成立了仅凭个人想象和感觉命名的所谓“战斗队”，手提墨水瓶到处书写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昔日与学生亲密无间的教师在一夜之间都成了与学生绝对对立的敌人，校园里到处弥漫着“声讨”、“批判”的喊杀声，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声震耳欲聋。

很快，我们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在高中学生的组织联络下，学校最终分裂成以“红色造反联络纵队”为首的造反派和被“红联”诬为保皇派的“北京战团”两大派组织。学校彻底停课了，我和班上大部分男同学参加了在学校占有明显人数优势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我们每天吃饱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处搜寻证明对方是保皇派的证据和言论，包括采取造谣、诬陷和跟踪等一切卑鄙手段制造矛盾，打击对方。以讹传讹抄写空穴来风的大字报与对方辩论，张贴大字报相互攻击。随着“文革”的升级，两派间的相互谩骂，相互攻击成了相互殴斗。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全县两派之间大规模的武斗。力量明显弱势的“工总司”被对立派“联总司”赶进了远离县城、地处深山的一家国防厂。我们的对立派“北京战团”属于“工总司”一派，也被我们赶出了学校。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很少再见到参加“北京战团”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党中央的强制命令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进驻各大企事业单位，实行了两派之间的大联合，终于结束了全国两派之间频仍武斗的混乱局面。学校的两派组织虽然握手言和了，但在两年之久的相互攻击中结下了冤仇，并未从思想深处剔除出去，实际上仍是貌合神离，偶然在路上相遇，也如同陌人，很少搭理。

1968年毕业前夕，学校尚未实现两派之间的联合，我们分别以派别的名义照了毕业照，照片上的25名同学都是男生（作者为后排左二）。我们班的女同学集体加入了“北京战团”，所以照片上没有女同学。后来全班同学分别“下乡返乡”，各奔东西，许多同学在往后的近四十年间再未见面。如今，我们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每次端详这张旧照片，我都会感到锥心的疼和不尽的缺憾，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初中生，从全县的四面八方汇聚一堂，同窗共读，却因为那场闹剧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实在是天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