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狼性”？

□文/老柯

图书炒作需要卖点，这无可厚非；但我不大明白的是，一本时下还算不错的书：《狼图腾》，其“卖点”不在给狼重新“落实政策”上（如尊重狼的生存权利，处理好人与狼相克相生的关系）做文章，反倒标新立异出一个“狼图腾”（或日崇拜狼性），且把“龙图腾”作为颠覆对象，以“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目”云云。姑且不论这种颠覆一旦成功，以“母狼哺婴”作为城徽的古罗马人会不会和我们打一场“知识产权”官司；单就华夏民族的精神归属而言，恐怕也不能将之简单地概括为“狼性”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图腾——无论是某一动物或自然物——崇拜，也不能不受其一定生命力左右。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主要发祥地的华夏民族，尽管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亦经历了野性张扬的狩猎时代，但水丰土沃的良好地理条件更适合于农耕生活方式；故流淌在先民血脉中的，乃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那样的安宁、满足与平和，而和习惯于流动，不肯接受任何束缚（如土地）、欲望强烈且信奉“弱肉强食”哲学，往往死抱成团儿，裹挟着血腥与暴力的狼性似乎并无多少血缘关系。当然，在原始生产力条件下，先民们要想从大自然中觅得一碗饭吃，也须有点“狼性”——只是这种“狼性”，更多表现为一种理性的勇敢、智慧及其吃苦耐劳精神，并以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为人生最高境界。同时，由于当时农耕生活实际上是“靠天吃饭”，兼之科学尚未昌明，先民们也就对既能带来风调雨顺的“天”（大自然也）充满感激心情，又对风雨雷电抑或旱涝灾荒等自然现象感到不安，心怀敬畏。这种矛盾而又微妙的精神状态，遂使先民们成为“泛神论”者，即把日月星辰、大地天空、风雨雷电乃至江河湖泊等等自然现象都予以人格化，并左右影响着人类命运或生存状态。或许不妨这样讲，华夏民族最早的图腾崇拜，该是“大自然”才是。至于后来形成的“龙图腾”，当亦脱胎于先民们的农耕生活方式：盖龙从云，云生雨。而雨者水也，水乃农业之命脉。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早期造型比较拙朴、简炼、透逸着原始生命张力的“龙”，也变得结构复杂起来：在蛇的灵活体态中，复增加了鱼的鳞，鹿的角，虎的势，马的矫健等等动物特色元素。这种变化，恕我姑妄言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自是农业文明日趋成熟（或曰不再那么单纯单一）的一种历史进程体现；从社会学上来说，除了回应政治结构复杂化，亦折射出由于战乱、灾荒等因素而导致的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和，从而形成的华夏民族的宽容精神；从文化角度视之，“龙”之所以选择蛇为其基本体态，大约在于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符号，蛇其实代表着生命繁殖力（如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始祖女娲即为人身蛇尾）。如是，在生命繁衍不息中，守望着自己的土地和安宁，凭借着“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以及龙飞在天，云起风扬的自强不息精神，加上对客观规律和生存智慧的孜孜探索，华夏民族历史上尽管屡受“狼”扰（即主要活动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的侵掠），却能与“狼”共舞，并以此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同化着这些民族（同时亦吸纳着所谓“夷族”的长处，完成着汉族自身的一次次“换血”），最终与其他民族融为一体，为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牢固基础。

不必讳言，龙文化既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封建专制或人治制度的产物，故亦存在着种种先天不足或劣根性。对今人而言，提倡龙文化，主要是继承、弘扬其精华，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戴物”，以及推崇智慧（智慧主要是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实践）等等。其实，在这种龙文化中，亦包含着某种“狼性”，如勇于进取，不屈不挠，等等，只是不那么贪欲过盛或“嗜血成性”罢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不怕挑战，敢于竞争和创新固然重要，但亦须讲合作和节制欲念。历史证明：一味狼性十足，靠强权，靠暴力，靠狡诈，或只讲单方面利益，或欲望失度，是难以维持其辉煌的。何况，历史发展到今天，也不再是“狼”们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