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代言人”的现实意义

·迟国维·

今年46岁的孙武胜，以前也是一个包工头，为躲债，有四五年时间，不敢在家长呆。有一次过年，他拖人捎回200元钱，没想到大年初一，家里还有三个讨薪的。他老婆只好把钱一分为四，这才把他们送走。临走时，那三人带走了孙武胜的孩子。这事对孙武胜刺激很大，他不能让孩子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欠帐不还的人。从此，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走上了职业讨薪之路，开始为自己，后来为别人。他说，我就不相信这法律不起作用。年初到现在，孙武胜共打了一百四、五十场官司，只输了四场，胜诉率超过97%，为农民工讨回的工钱高达230多万元。

今年5月，孙武胜成立了农民工维权工作室。他遗憾的是那么多的农民工只知道埋头干活，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他希望能从农民工队伍中间，挑出一些高素质的人，再找一些有法律意识的人，成立一个行业组织，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进行注册登记，进行跟踪服务。

天底下少有肯费时费力为别人去争取权利的，任何权利都是受益者自己争取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自己拿起法律做武器，法律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孙武胜有句名言：咱也学法律，我就不相信这法律不起作用。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学法，用法。

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是用正当的行为规范不正当的行为。倘若没人肯付出正当行为，那么不正当行为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欠薪也是一样，欠薪这种不正当行为的普遍存在，是因为“依法讨薪”的正当行为很少发生。靠“领导批示”“跳楼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没有普遍性。从这个角度看，孙武胜的维权工作室，是现在最缺少的“稀有资源”。

孙武胜这位农民工“讨薪代言人”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得全靠农民工自己。其实应该好好想想，真是几个黑心的包工头，就能造成全国性的难以解决的欠薪“壮举”吗？不可能。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是社会各界尤其是职能部门的歧视而造成。正是在这种歧视的环境里，任何歧视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认。可以说，农民工讨要的，绝不是几个工钱，而是被歧视掉的跟社会各界一样的公民权利。

如果有一天，农民工跟社会各界的人士一样了，欠薪也就不在成为问题了；就算有，也是大家的事情，而不单单是农民工的事情。这期间有多长的路，需要多少时间走，完全取决有多少农民工肯像孙武胜一样，切切实实地做出“依法讨薪”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