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出版物缘何屡剿不绝

书价不断飙升，百姓叫苦不迭；电子出版物价格高昂，百姓怨声沸然。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出版单位却我行我素。需求之间矛盾的突出，使得暴利之下，非法出版物便应劫而生了。这厢一作祟，便搅乱了世象：毒化社会风气，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诱发刑事犯罪，侵犯作者和消费者权益，桎梏民族创新精神。其中的淫秽色情类，毒害尤甚，于是，便有了代表正义的“扫黄打非”的斗争，即“扫除黄色出版物，打击非法出版活动”。

“扫黄打非”，到今年在全国已是第十六个年头，正义张扬处，捷报频传，破获了大量案件，取得了重大成果。以新近出版的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所编的《扫黄打非案例选》来看，书中所收案件六十三例，皆属于典型案例，由此可见政府有力之打击亦可见犯罪分子的狡猾凶狠和猖獗，更可见那孽根的不死。战斗正未有穷期。案例中涉及陕西的，有牵涉“汉中印刷厂”的《上海市〈辞海〉（1999年版）盗版案》和《李明亮制售非法出版物案》。

陕西省的扫黄打非工作，这几个成绩巨大，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新闻出版局发行管理处副处长王新民。他说，陕西扫黄打非措施得力，成绩巨大，即以这几年在省城西安采取的行动而论，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2003年7月，全省累计检查出版物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一万七千余家，取缔非法经营出版物和游商地摊两千六百余个，收缴各类违章、非法出版物二百万本（盘、盒）。当时，西安市东六路的书市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东六路与西安火车站毗邻，自发形成出版物二级批发集中经营区已有十六七年历史，该市场的图书批发部，1990年发展到四十家，门点分散扩展到附近的尚勤路、尚俭路等街道，规模亦日渐扩大，到2000年底，批发户总数已达一百六十家，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书刊批发市场，也是与长沙黄泥街、武汉胜利路、成都祠堂街齐名的全国四大书刊批发市场之一。该市场虽说活跃了西安市图书交易，但由于有关部门疏于管理，市场内非法经营活动泛滥，一度被称为西北地区的“黄源”。之后，省市新闻出版部门在该地区成立了书刊市场管理办公室，实施售前送审，每日巡查等管理措施，情况有所好转，但非法出版物的地下交易仍相当规模地进行，而且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非法销售违规违法出版物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呈团伙化，法人化和“合法化”等特征。再加之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决定将其整体搬迁至新的西安书刊批发市场——经过改造的解放大楼，以利于管理的加强。这期间，爆发的矛盾是复杂又激烈的，后来恰当地予以解决，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安市自强东路的童家巷和树雄巷，又成了非法出版物的重要集散地。

一些不法书商和经营者，为利益所驱动，没过多久，在童家巷形成了又一个书刊批发市场，较之东六路，这里不是偷偷摸摸地在地下交易、而是半地下半公开，其势最猖獗时，达到四五十家，包括盗版、伪冒、私编等等，形成了一定规模，成为西安、陕西乃至西北最大的集散地。省市新闻出版局采取多次行动将其打击摧毁。但其中有一部分利欲熏心者，转移到了树雄巷。树雄巷西接童家巷，是一条呈U字型的仄狭小巷，小巷本为民居，多为二层砖混结构的楼板房，由于地处城边，青壮劳力多外出打工，家中仅留老小，空余出的房子开始寻租。不法书商和不法经营者立即瞄准了此处，闹嚷嚷如蝇趋血，继续做起了非法出版物的勾当，他们不再开店零售，而是租用民房作了书库。从此，树雄巷成为不法书商和不法经营者的凶嚣之地。于是前年春夏之交，被省市扫黄办等单位联合行动，一举捣毁四十余家地下书库，收缴八卡车非法出版物，使树雄巷非法出版物集散地遭受沉重打击。

但刚过一年，这里又死灰复燃，且不断膨胀。地下书库由上年的五六十家发展到去年的七八十家：2004年6月3日，省市有关部门配合行动，查缴书刊十几万册，装了五大卡车，约二十吨。6月25日，在省新闻出版局和省“扫黄”办的督导下，西安市“扫黄”办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对树雄巷非法出版物集散地再次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捣毁了八十余家地下书库，收缴非法出版物近百万册。两次摧毁性的打击，使树雄巷这一非法出版物货源地寿终正寝。净化了图书市场。省新闻出版局发行管理处于2004年被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

王新民说，这是全省扫黄打非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前面路正长，任务也很重，打击非法出版物万不可掉以轻心。且以打击摧毁童家巷和树雄巷的非法出版物散发基地为例，那是流，而非源，流要清除，源也要堵实，源地哪里，源在周边省份，如果不根治源头，那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作为国家物资运输大动脉的铁路、公路也是非法出版物的主要流通渠道，近几年来，我省出版管理部门与铁路部门实行出版物运前送审、有效地防止了非法出版物向外流通，而周边邻省却未全部实行这一制度，致使大量非法出版物流入。西安等地成为非法出版物的倾销处，同时也成为非法出版物泛滥的重灾区，要抑制或根治“黄”“非”，则需由全国扫黄打非办予以协调，肃清其流而摧毁其源。以源头而论，那些为牟暴利而甘冒杀头危险的不法书商和经营者，还会更换多种手腕，打起多种旗号，或明或暗地“男盗女娼”，为什么呢——

其一，是利益的驱动，有暴利可图。非法出版物不付稿酬，不上税，前期投入极少，只是重新排印和制作，成本很低。一般的正版书，成本价占定价的三分之一，而盗版书的成本价却仅占定价的十分之一还不到。凡畅销的书，几乎都有盗版盗印，盗版书大批出现，就是因为有暴利可图，难怪有不法书商说：除了贩毒，最大的暴利就是做书了。

其二，不但是行业问题，且是社会问题。失业者，下岗者，既无技术又无资金，便打入非法出版物销售队伍中，这年来以三轮车卖书者多，地摊多，游动售书者多，便是一个证明。出版业内部、多行多业，各色人等，沆瀣一气，使得非法出版物流毒甚广，它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其三，防范不力，管理不到位。出版社没有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或事发之后，虽采取措施而措施不力；有些执法管理部门对书刊市场缺乏系统的行之有效地管理（当然也有法规不健全、操作性不强的原因），只是头病医头，脚痛医脚，未能斩草除根。此外，对盗版者惩罚不力，也是一因。

记者采访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出版业这个垄断行业的垄断价格。书价的涨涨涨，已经背离了商品价值的本身，大大超出消费者的购买力，十几年间书价上涨十倍，令消费者触目惊心又无可奈何。出版业已属于暴利行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暴利行业，出版业就是其中之一，仅次于石油和电讯之后。暴利！暴利！攫取者独吞之而分文不让，势必造极大的变数，给盗版书造成可乘之机，致使出现了对非法出版者屡打不绝的尴尬。看来，把握好“度”，还应引起这个暴利行业执政柄者的深深反思。与消费者让利，恐怕势在必行了。不是常说要顺从民意么？这就是民意！　□本报记者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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