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陈少敏、吕荧、梅焕藻的英名

屈超耘

题目上的这三个人，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对他们十分陌生了，但60岁以上老年人都知道他们。生前，他们虽然身份不同，职务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身处“黑云压城”危境，不顾个人安危，关键时敢于挺身而出，孤身一人和强势权力斗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是我们这个民族虽系固有却又十分稀缺的资源。

陈少敏，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女革命家，系中共第七、第八两届中央委员，解放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而吕英、梅焕藻，前者为著名文学家、教授，后者则是一位资深的新闻记者，曾任《文汇报》社秘书。在十年浩劫的1968年，中共召开会议研究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当众多与会者齐刷刷举手表示支持时，却有一个人坚不举手。她，就是陈少敏。而在此之前的1955年，全国开展“反胡风”斗争，当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正在进行时，台下一人要求发言，获批准后他发言了，然令众人料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这样说：“胡风先生是有错误的，但绝对不是反革命。”说此话者，正是时在某出版社工作的文学家吕荧。1957年夏天，整个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它的名字叫“反右派”。在上海，当革命“左派”们群起批斗《文汇报》总编徐铸成时，猛然有一人在群众中呼喊：“徐铸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无异于会场响起晴天霹雳。喊这话的人为谁？乃当年《大公报》驻印度记者、时在《文汇报》社供职的梅焕藻是也。

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两个显著失误：一是举国上下出现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另一个是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和政策。而这两个显著失误又是互为作用和相互因果的。极左政策指导下的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打着伟人领袖的战略部署名义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运动一开展，就立即得到全国人的狂热响应。不管你是党政要员还是知识分子，一旦被划入批斗范围，就会立即陷入“千军万马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检讨认罪的份儿，没有任何辩解的权利；而参与批斗别人的人，不管了解不了解情况，也只能慷慨激昂地讨伐和上纲上线，不允许有任何立场不稳的表现。且莫说替批斗对象说话和鸣冤叫屈，就是言词上稍微温和一点，也立马会被扣上“不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帽子，轻则反省认错，重则会被划入被批斗者的所谓“反动阵营”。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在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情势下，除非傻瓜，谁愿意当“千夫所指”者的同情人呢？然而，事情偏偏也怪，尽管绝大多数人在强势力量裹胁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随大流，却总有少数甘当“灯蛾”而奋力扑火者在。而陈少敏、吕荧、梅焕藻诸人，就是这种不惜一己之身的“扑火”者。

站在今天看昨天，我们都会夸奖陈、吕、梅们是中国人的骄傲。可在彼时，人们并不如是看，相反，认为他们和“反动分子”是“一丘之貉”。然而，他们的最可宝贵之处，却恰恰就在这里，明知会粉身碎骨，仍义无反顾，甘愿以微弱之躯和巨大的强权势力抗衡，他们，表面看是那么不自量力，那么“不识时务”，然而却给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孤胆义士的光辉形象。在过去的战场上，常常有孤胆义士出现，在和平时期，在保卫真理的另一战场上，他们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孤胆义士。

说来令人唏嘘不已，陈少敏、吕荧、梅焕藻等人的大无畏和反潮流，虽然代表了正义与公正，却无一例外地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连任两届中共中央委员的陈少敏，在拒绝举手支持开除刘少奇党籍后，很快就变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七斗八斗，受尽了磨难和侮辱，终被折磨致死。吕荧在为胡风辩护之后，不但当即被轰下发言台，且被驱逐出会场。虽然最后未查出他与胡风有个人联系故未定为“胡风分子”，却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致死。至于梅焕藻，说来亦极惨，他在高喊了“想不通”后，即跑出批斗现场，纵身跳楼而亡。就这，还被定为“右派分子”。

然而，历史毕竟是一杆公平的秤，“道是无情却有情”。尽管陈、吕、梅诸人在当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经过岁月的冲刷，终于还了他们的清白，被证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而当时强加给他们的什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等等等等，都被历史宣布为乌有之物。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人们这才明白他们是堂堂正正大写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正因为如此，我再强调一句：今天的人们啊，请千万记住陈少敏、吕荧、梅焕藻这三位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