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语实

冯日乾

一篇《我的挂职副县长生涯》（《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日），让我记住了一个硬的铮铮的名字：郭语实。

实话实说并非易事。论述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文章不计其数，指出当前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体制，从而呼唤深化改革的声音此起彼落。但权力究竟在怎样的位置上以怎样的名义化为公为私吞吐一切，体制在哪个环节存在着权钱交易的空间，监督又何以显得苍白无力，一般都语焉不详，点到为止算是较好的，官话套话加名词缠绕者直叫人走进五里雾中。郭语实的难能可贵处，在他的忠诚，他的勇敢，把中国基层政治经济运行中的种种真实具体的情况朴素直白地说了出来。

他曾听一位地委副书记讲当官要有三要素：纱帽、编制和账户，“觉得很有道理”。要素说的都是权，封官的权，调动的权加上一个批钱的权，有权有钱才能制约人，才能办实事。可是，“谁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惟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县委书记全权拥有这三种权力。当然县长也有，但县长的部分权力被书记削弱了。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拥有这三种权力中的部分权力”。在县一级，县委是决策机构。常委会要议定的事，书记、县长自然事前听过汇报，分管副书记也比较清楚，而其他常委则根本不了解情况，一般无法发表意见。所以“名义上县委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实际上就是三个人作出的”。如果班子不团结不协调，书记直接和县长或分管副书记其中一人沟通后就上会决定，与之沟通的不会不尊重书记的意见，未沟通者一个人也无力改变，此时，“县委的决定其实就是县委书记的决定”了。

郭语实就是这样简洁具体地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县级权力结构图：书记高居权力的宝塔尖，一言九鼎，下来是身兼副书记的县长（在县府，县长就是“老板”，由他说了算），再就是几位常委，县一级的大权实际就由这几个人包揽。莫说别的一般干部，就是副县长，如果不是常委，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权，没有“拿住”人的手段，因而说话就没多大分量，开展工作就不那么顺畅。他要办的事，如果县长和分管副书记意见不一致，还要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一次，在政府常委会上，县长对一名由财政局长提拔起来的副县长说：“是不是觉得现在当个副县长还没有以前当财政局长的时候好办事？现实的事就是这样，要想向更高的位置走，就要经过这么一环，不然不行呀。”这是随着权力结构呈现出的一条官员晋升不可超越的轨迹。

在这种权力格局下，再出色的局长，只能先作副县不能直接提为县长（副局长更是做梦也不沾边），由普通副县晋为常务副县（也是常委了）有机会也只能升县长而难得直接到书记。在这种秩序面前，大家就只有耐心地排队，焦虑地苦熬，难得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又不敢不对大权独揽者绝对恭顺处处附和。一把手不点头的事难以立项，他不想丢手的谁也别想插手，暗箱操作于是成为可能。一把手想出政绩要搞形象工程，没有谁会傻乎乎说不，“正常”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乃至高度评价颂声满堂，造假之风因而长盛不衰。上级考察干部，一把手说张大家不敢推荐王，因为“要与县委保持一致”，否则，恐要“遭殃”。在论资排队中迫不及待者往往会纳贡行贿，不奢望升迁只求保住乌纱者也得岁岁烧香。用人上的腐败便由此而生。至于监督，纪委、人大监督下级可以，对常委特别是一二把手是要望而生畏的。自己手中的监督之权都是人家给的，能予就能夺，要他们去监督，差不多像是让五官监督大脑的。

等级禁严、论资排辈的制度安排必然扼杀创造精神，窒息民主意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实际上的被神化（不管多么荒唐的事只要是一把手的意志就能以组织的名义作为“政治任务”用红头文件发号施令，若有违忤就是“组织观念”问题，“不保持一致”的大过。许多地方欺世盗名的首长工程、劳民伤财的恶性开发甚至万源（县级）市强迫去看宋祖英唱歌都是如此这般运作的）更与民主法制精神南辕北辙，很容易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与沃土。

其实，县级政权（也许还不止县级）的这种运行规则，是没有任职也没有挂职的普通群众也看得到的，但首先说出来的是郭语实。名曰“语实”，也的确说出了生活的真实，文如其名，名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