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豪海外狂购流失文物

吃蠕蟹的人

“中国新出现的艺术品收藏者已开始拜访伦敦和纽约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50岁的陆汉振至今只会说宁波话，但他颇有些得意，“我恐怕是第一个在嘉士德、索斯比操着宁波腔买东西的人”。

不会说普通话，更不懂英语，陆汉振每次出国参加拍卖会，都会带上助手姚海芳和外语翻译。“我就相当于老板的代言人。”姚海芳说。他在金轮集团内部的头衔是金轮艺术馆馆长，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而他的实际职责，就是陆汉振的专职古董研究与购买顾问。

陆汉振的“金轮集团”雇佣了上万名员工，拥有着亚洲最大的摩托车轮胎原料、帘子布生产基地，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但如今人们更加关心的，似乎是他收藏的上千件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瓷器、青铜器与玉器，以及那些已经被演绎过无数遍的一掷万金的故事。

最早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企业不断做大，陆汉振出国考察逐渐频繁，他那时已经涉足文物收藏，每到一地总喜欢去博物馆看看。

“那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在别人家看到自家的好东西。”姚海芳代替“老板”解释说。陆汉振第一次在海外参拍，以失败告终。

2001年，陆汉振卷土重来。终于出手，气势逼人。2003年10月，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陆汉振以150万美元竞得一件清代官窑瓷器，他最终的报价是预估价格的10倍。这个人立即引起香港及海外媒体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那次的情景，“45岁的陆汉振戴着一个大型的玉指环和钻石手镯”，“以惊人的报价购得一个装饰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

“最有激情的竞拍者”

在海外的拍卖会上，陆汉振并不是惟一的浙江人。

徐其明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同样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华尔街日报》把徐其明形容为一个“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的中国暴发户，“每一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手中的塑料牌”。然后《华尔街日报》写道：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兴起。

徐其明目前的藏品大约在百件以上，他的收藏原则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他偏爱古代皇室使用过的瓷器，认为“这样的东西才是精品，有品质，合身份”。

参加拍卖会之前，徐其明自己会对拍品图册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对某件拍品“有了感觉”，徐其明接下来就会请专家在拍目预展上对实物进行鉴定。与国内很多藏家不一样，徐其明更加相信国外的专家。

徐其明的身份是慈溪徐龙鳗业集团的老板，他的水产品主要供出口，2004年出口逾5000万美元。他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94年，当年慈溪周边高速公路开通，大量瓷器随着施工的进行而出土，徐其明从此对古董尤其是瓷器产生了兴趣。

1995年，徐其明开始涉足海外顶级拍卖会。2003年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徐其明对一件明朝宫廷用的陶瓷茶杯报价112万美元，未能竞得。翌日，他从一位日本收藏家手里收购了一只有300年历史的绿色六边形花瓶，出价193000美元，是拍卖前预估价的两倍。

中国竞拍者购买文物的数量和对高价的承受能力，让国际拍卖界感到“不可思议”。

2004年11月26日，德国科隆市列姆佩茨拍卖行，一次规模不大的拍卖会。参加此次拍卖会的100多人，其中约一半人是中国商人。

“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你就会想，一定要把它买回‘家’。”

金轮集团总部大楼的三楼，就是陆汉振保存和展览藏品的地方。1000余件从宋代官窑到清代后期官窑时期的瓷器，被按照年代顺序和工艺种类，放置在一个个单独的玻璃展柜里。

富豪们为什么海外购宝？

媒体似乎更愿意把事情和“民族自尊心”联系起来，无论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

在《华尔街日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中，就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由于众多国宝从中国流失海外，因此，让国宝重返祖国被看作是恢复民族自尊心的方式之一。

当中国买家们从日本人手里买回中国文物的时候，这种被海外媒体反复指出的“民族自尊心”似乎更加彰显。

当收藏界把这样的消息披露之后，恰到好处的兴奋点终于被国内媒体发掘了出来，陆汉振和徐其明们的行为和“国宝回归”热联系起来。在叙述完中国收藏家们挥洒金钱的豪情之后，媒体几乎都会接着回顾历史上中国文物被列强洗劫的痛苦，将现实与历史对比，中国收藏家们的头上，“爱国夺宝”的光环就开始浮现。“作为民营企业家，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从海外收集中国国宝。”

但陆汉振和徐其明更愿意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87年3月，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安田保险公司以58亿日元的高价，从伦敦嘉士德买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而声名大噪，一时成为传媒焦点和日本国民的谈论对象，公司业务从此迅速扩展，仅直接收益就超过2万亿日元。

“他们采用了最好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陆汉振说。在金轮集团的办公大楼里，艺术部的工作人员将陆汉振心爱的一些精品翻拍出大幅精美照片，张贴在楼道里。而在徐龙集团的办公楼内，徐其明在海外高价竞得的几件元明瓷器的照片，也高高悬挂。

“这些文物给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名气，更多的是未来的，长远的，现在看不到的。”徐其明甚至更加坦诚地说，“这么大的企业，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呢？”他透过窗户看看楼下的厂区，“万一有个需要，死钱就应该变成活钱。”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