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性生活及性用品

·雷钟哲·

把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钱和性生活联系起来，是因为最近读了性学家潘绥铭先生的一篇文章。潘先生经过翔实地调查得出，高中低不同收入的人群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也按高中低这样的顺序排列。如果按百分制打分，他们的得分依次是56.3、55.3和54。可见，有钱的人不仅衣食无虞，而且性生活也丰富多采。因此断言，性生活中性高潮的可能性，与人的收入多少，成正变关系。

潘教授的结论与我看到的另外一项调查，相互印证并一起改变了我的思维中的误区——以前我总认为，中国人口的数量所以居世界之最，是因为我们贫穷落后的原因。因为贫穷，无法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因为落后，不能选择更多的娱乐方式。在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的封闭落后的生存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在劳作之余，除了性似乎没有其它更多地选择，加之避孕技术的落后和观念的陈旧迂腐，人口的大量繁衍并以几何级数增长，就在情理之中。但我看到的另一项调查数据与我的推论相悖，中国人每年的性生活次数，远在发达国家之下，甚至低于我们的邻国——同样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由此可见，人类性生活的数量与质量，除了种族的原因以外，最直接的就是经济（钱）的原因了。

其实，老祖宗对此早就有过一针见血的定论——“饭饱生淫欲”。试想，在劳累奔命、生存无计的情况下，谁还有心思苦中作乐呢？同样，当今社会性用品的悄然崛起，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经济发展的事实。

如今，随便在一个城市里走走，“亚当之家”、“夏娃商店”一类的“成人用品屋”随处可见。此类商店门脸一般不大，好比路边一家家常见的小饭馆，这倒容易使人想起老祖宗的另外一句名言——“食色性也”。除了店名含而不露，物品也多打着“计生用品”和“生殖保健”的旗号，外用内服花样繁多，器械品种一应俱全。较之前些年此类商品的悄然与沉寂，反差之大，着实让人感慨万千！

如今，开放的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接轨”不可免地带来文化的“接轨”。有关性生活、性状态、性意识、性质量的研究和讨论也从悄然隐蔽的状态堂而皇之地步入殿堂；性高潮、性体位也不再羞涩得难以启齿；马克思关于有朝一日工人们能大大方方议论快乐的婚内性事的设想已经开始实现。社会的宽容不仅使昔日窃贼般流行于地下的《金瓶梅》、《查泰莱》一类书籍跻身于书店的柜台，连那些十数年前还看作淫药淫具的东西，也摆上了商店的货架。想想也是，“造物主”既然缔造了亚当夏娃，缔造了他们身上的一个个器官，就给了他们需要满足的各种感觉和欲望。性是人类繁衍的基础，也是种族进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性结合，除了生殖繁衍，还具有身心愉悦的功能。这大约也是人和低等动物的差别之一。

当然，当人类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时候，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应匹配地置于适当的层次。尽管性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处于温饱难觅生计无着的境地时，人们对性的追求就无法从生理的要求升华到精神的要求。换言之，性的“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贫穷边远地区至今存在的买卖婚姻和猖獗的人口贩子，便不难理解。从这点上说，性用品的兴起除了它背后潜在的商业利益亦即金钱外，完全折射了时代的进步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