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检察日报记者　张继英　本报记者　郝振宇

联手敛财兄弟张小川（左）、张天生在西安市中院接受审判

贪官档案：张小川现年59岁，捕前是身兼五职的正厅级国家干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重庆有线电视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和重庆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有线电视台台长。其弟张天生原系重庆瑞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经西安市检察院查明，1998年至2003年间，张小川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其弟张天生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53万元及美元5.7万元。张小川对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人民币60万余元、美元2万余元以及1万余元港币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张小川在重庆有线电视公司增资扩股过程中，擅自决定成立融资小组，造成1020万余元的经济损失。

本案于6月1日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6月26日下午，在西安市看守所记者独家采访了张小川，见到记者时，张小川的第一句话就是：“管了多年宣传，今天还是第一次接受记者专访。”在后来的谈话中他多次表示“愿意最后一次为党做点工作，用我的犯罪教训教育大家，尤其是在职的领导。”

记者：6月1日开庭时，你在最后陈述时情绪有些激动，说到受党的教育几十年，但没有好好学法律，犯错误时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受贿，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张小川：是犯罪。我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1946年我出生在山东根据地，从小在党的怀抱中成长，是党抚育了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人民的奶汁抚育我。1983年我从技术岗位调到人事科任副科长，权力逐渐大起来，那时企业的干部就有几千人。84年6月我又被推荐为企业的党委副书记，一下子当上了副厅级干部，当时我还不到38岁，我认为一是当时干部年轻化的需要，二是机遇。四个月后，老书记又主动让位，由我担任了党委书记，是兵器部最年轻的党委书记。开始当领导时，企业的廉政教育还是抓的很紧，我的副职多是老同志，他们身上有着优良的传统，就连送一瓶酒都要通报批评，一些副厂长在接待时是从自己家里拿的酒。那时我的福利待遇与普通职工差不多，住房不过36平方，比一般工人也就多十几个平方，我也很满足。那时我与全体职工一起使企业走出了低谷，我感到没有辜负群众的期望。多次受到兵器部的表彰，当了劳模，被选为党的十四大代表。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很多，而我却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记者：过去你曾经为党的事业做出过贡献，后来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张小川：1993年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我调到了广电局，在从事宣传的十多年时间里，宣传的总量和质量都有较大发展，广电系统的收入也不断增加，这时候思想也发生了渐变。因为自己做了一些工作就自以为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收入高了，职工之间互相请吃饭，周末郊游、生病住院、节假日总有人来，开始是送些东西，后来演变为送钱，我也没觉的什么，认为是朋友之间的来往。开始有人给我送来钱，我还千方百计找到人要退钱，记得一次有人要承包招待所，给我送了5000元，我没收，但是此人后来跟我成朋友了，后来两次送钱我就收了。我认为这是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现在想，如果不是因为我有权，他们会不会送。

记者：成为朋友后就麻木了、不自觉了，受贿时的心态也不同了？

张小川：是的。经常会有交情很好的朋友，有的是与我家有世交的，开口让“帮一下”或“扶一把”，我不好推脱，就给管事人说让“招呼”一下，对方的事情就办成。之后，对方将钱送到家里或者以其他名义送给我妻子，妻子告诉我后，我也就说知道了送了就放那儿吧。有几次是我弟介绍的，事后闲聊中才得知对方送钱感谢，但也仅向我弟表示“我也不缺钱花，等我老了，你可得管我。”这其中也因为自己私心太重，随着年龄大了要考虑后半生，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退休后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怎么过？其次是有侥幸心理，认为熟人给的钱保险。

记者：这些事情对你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张小川：现在总结教训，一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二是要认真学习法律，我就是对法律的学习不够，片面理解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开放些。现在明白了，任何时候都不能闯红灯，要严格按照政策办事。三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德政教育，没有德其它都谈不上。要有党内批评，经常听到反对的声音也是一种监督。还要从制度上规范，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我身为广电局局长等要职，很多事情都由我最后做主，这就使监督流于形式，比如纪委参与招标，往往使纪委和招标都成为形式。如今自己已经59岁了，惟一的儿子去世了，弟弟也与我一起受到法律的审判，家里只剩下身有残疾的妻子。我感到我的家庭很悲惨，这些都是咎由自取。我不怨天忧人，如果自己干净就不会有今天，希望现在在职的领导干部牢记党的教诲，手莫伸，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