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痴情发廊女的悲情人生

《南方周末》报道“发廊女”苟丽的悲情人生，引发舆论一片议论唏嘘。苟丽一面出卖身体赚取金钱，一面不断在日记中以极浪漫和纯情的方式，表达其对丈夫的痴情思念。这种尖锐的对立确实大大超出社会舆论对“发廊女”或“小姐”群体的想象或片面的经验性描述，及公众借助这种描述而形成的固有印象，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文化传统中对娼妓这一最古老职业的道德判断和谴责。读过苟丽在日记中对“老公”的深情思念之后，任何人都会相信，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而致绝望无助，苟丽决不可能走上卖笑生涯而使自己的情感陷入如此惨烈的冲突，并使她和丈夫的生活跌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随着某些社会不良现象的蔓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笑贫不笑娼”这一古老语句，表达对社会风气恶化的不满。而苟丽的悲剧被披露之后，人们可能才不无意外地发现，对于苟丽和她的一些姐妹来说，无论社会舆论的“笑”或“不笑”，都是与她们的境遇相距太远的道德评判。对于她们来说，做或者不做，首先，甚至只是基于个人生存境遇而做出的现实选择而已。只是当有太多苟丽这样的女性，不得不在激烈的情感冲突中做出同样的无奈选择时，她们共同的悲情命运，才凝聚成社会悲剧而为人们所知。而当苟丽的悲剧和日记被披露之后，当事的警察和报道其事的媒体，都对苟丽的痴情与悲情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却没有对“发廊女的痴情”这一看似悖谬的情感加以耻笑，也可看作人性的进步。当贫穷生活已经严重伤害着一部分卑贱者的尊严和安全，当贫穷问题已经开始伤及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的时候，社会舆论不再以先验的道德优势，对为“娼”者予以不加甄别的嘲笑，是社会应有的悲悯和宽容。

在苟丽的悲剧中，除了那个杀死她的凶手之外，再没有直接的责任人。而苟丽命运的悲剧色彩，恰恰在于她最后的被杀，不过是其一生悲剧的最后落幕而已。如果她不被杀，则我们无缘听闻一段感人而且撼人的悲情故事，但告别了“发廊女”生活的苟丽和她的老公，却还是会回到过去那种拮据而平淡的生活当中。而那段曾经的畸零生涯，究竟会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怎样的伤痕和印记，却是别人所无法揣度和想象的。而无数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默默地发生。正如研究者潘绥铭或记录者赵铁林所披露的那样，在许多“小姐”和“发廊女”本人、家人，乃至老家的亲人、乡亲那里，她们的皮肉生涯，都已经成为公开和可以接受的生活选择。在传统深厚的中国，在被社会学家定义为“血缘伦理社区”的乡村，这种“宽容”的背后，该有过怎样的挣扎和抉择？

当然，贫穷决非唯一和充分的理由。如果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时代，苟丽和其他的“发廊女”们，确实都应该还有一千种方式生存而不会选择出卖身体。可是当整个社会都在以令人目眩的方式变化，且这种变化被不断渲染和夸大着，而有一部分与苟丽相似境遇的人却注定无法凭借合法、循规的努力而跟上这种变化时，放弃道德的约束而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蹈险，寻求与其他“正当”途径比较而言的“超额收益”，就成了合乎风险/收益评估的“理性”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已经有了让人痛心的“笑贫不笑娼”的无耻味道。但是，“夸富”是“笑贫”的一体两面。当夸富成为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的时候，边缘群体中的笑贫和自愧于贫，也就必然成为一时风气。

苟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她的极端贫困，她对丈夫的一片痴情和对公婆的孝敬，都让她的最终选择充满悲情色彩，而又在道德上不会受到任何玷污和指责。但她的境遇不能代表所有“小姐”群体的共性，“发廊女”或“小姐”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得到苟丽所得到的理解和同情。但苟丽的出现却足以提醒“主流社会”，在苟丽生前所置身的那个边缘群体中，即使是那些并不像苟丽一样依然保持纯情的女子，其看似堕落的生活态度背后，也可能留有曾经的真情和不得不将其放弃的无奈与悲情。无论是为了拯救还是帮助她们，社会都有责任认真检讨，究竟是什么样的扭曲和失误，导致那么多苟丽们走进了以“发廊”为标志的扭曲生活。如果社会没有这样的检讨，就还会有更多苟丽式的悲情故事不断发生。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