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学费”为何成了连续剧？

倍受诟病的“大学学费”已经被坊间或专家从逻辑到法理分析烂了，悖论是关于“大学学费”衍生出的“两极困境”依然让人倍感郁闷：一方面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7月25日还表示：在中国学生即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单之际，中国会充分保证每一位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学生进入公立大学读书，对于“父亲因担心无力支付大学学费服毒自杀”事件“深表同情”，且指出困难学生上学有“绿色通道”政策；一方面宁夏盐池麻黄山村的“高利贷学费”在搜索引擎上早不是孤本，“学费猛于虎”，以往读大学能够光宗耀祖，现在却成了穷父母的“毒药”。为什么类似“绿色通道”的救济框架成了纸上谈兵？当高利贷学费成了一集又一集的悲怆连续剧，“安民告示”般的承诺有多大现实意义？

网上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叫做《逼良为娼的大学学费：中国大学收费百年比较》，其实不用比也能明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到上世纪末应占GDP的4%，遗憾的是这个饼依然画在纸上；加上我国大学机构普遍性冗员泛滥，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大学教育成本成谜……在求学主体话语权被事实架空、学费权衡缺乏程序正义的现实语境下，大学学费充满无限自由裁量的刁诡：10多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至8000元不等，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才增长不到4倍。

教育部门的委屈在于那些殚精竭虑的“制度救济”，譬如“绿色通道”等等，不能不说这些“系统补丁”是充满人文色彩的——但整个决策层偏偏忽略了社会学中的“制度成本”：抵达善良制度的对等信息和对等智慧。就好比收了100元学费，然后以各种加减乘除法做“制度性再分配”，政策初衷可能也会倾斜给弱势群体，但关键是：他们能否破解信息不对称的迷局？他们有没有对等的因应智慧来获得实体的救济？那些边远的、自身文化素养有限的农民，其与强势社会机制与秩序的对话、衔接能力相当窘困，倘若由政府提供的大学学费制度救济和带有倾斜性的济困补弱功能不能被充分激活，一些在强势群体看来不存在、或者不值一提的生存门槛，也极可能让他们在“幸福制度”下摔倒——而砸伤与击碎的，一定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幸福的生存指数——这就是“绿色通道”下还是有“高利贷学费”悲剧的根源。

古代的科举，朴素地实现了社会高低阶层之间纵向流动，而暴涨的学费，则很可能关闭了底层向上的大门，联系到与之带来的大学生源结构的“异动”，让人不能不担忧整个高教的走向与使命。“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懂得穷人的教育经济学账本，怕是不能说熟悉中国大学教育的前程吧。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