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拍”的记忆

我曾在军队里搞文艺工作，转业后又被分配到铁路部门文化宫搞宣传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发现利用摄影搞宣传工作还不错，既能出风头，又能向报纸提供照片，又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从那时候起，我就把照相机作为一个“工具”，成了地地道道的“为政治服务”的“奴婢”。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将“摆拍”作为唯一模式。

“摆拍”是可以的，但必须摆得自然，从摆中抓拍更好。这种思想对我的影响很深。

一个单位在岗位上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勤勤恳恳的为党工作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把他们拍下来上光荣榜，上报刊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好事，按理应该在现场通过抓拍的手段，把他们的事迹拍出来进行宣传，但为了配合单位开劳模表彰会得出一个专栏，因为当时没有亲临现场，没有抓住他们动人的现场瞬间，只有拿起相机去现场补拍，把原来的做过的事重新组织，以摆布的方法拍下来。时常为了拍得真实可信，把被摄者和摄影者累得满头大汗。比如，我拍的那张在华山车站候车室题为“开水暖心窝“照片，就是从候车里找到一个陕北农民，再让服务员拿上水壶给老人倒水。拍了好几次，折腾了半天，水壶里的水也倒完了，我还不停地说：”要亲切一点，要微笑着为老人倒水。还让老人举着杯子眼睛看着服务员微笑，闹得老人哭笑不得。又如，为了拍好批判大会那张取名为“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那张照片，组织了许多民兵，选定了其中一位女职工为中心发言者。拍了好几张还不理想，由于当时的照相机没有连拍设备，只好让那位女职工辛苦一点，并要求她把手举高点，口号声再大一点，但动作要固定。一次、二次、三次、五次，等拍完了此张照片，累得被拍摄者臂痛腰酸，也累得我自己满头大汗，说起来也好笑，当时的被拍摄者和摄影者都是为了“政治任务”，所以也没有任何怨言。

我照这些形而上学概念化的路子走下去，只能让摄影更凝固和僵化，违背摄影与美学的内涵，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摄影工具”，或者是拿着照相机的“机器人”。

今天，我把我那个年代“摆拍”的典型照片亮相曝光，让广大摄影工作者，爱好者引以为鉴，千万不要在新的形势下再犯那种老毛病！

（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