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频现是一种阵痛

又见“史上最牛”——去年12月28日，在吉林长春市西朝阳路某银行柜台前，一名男子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我取一分钱，这卡里有2900多元钱，我要一分一分取出来”——在网上，该男子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储户”。（见2007年12月29日《新文化报》）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见到了不少“史上最牛”，它折射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史上最牛”的产生大多是无奈的。因为不少事例表明，真理似乎总是“掌握”在一些部门和行业手里。如这位“史上最牛储户”表示：“我没有精神病，我就是对有些人的服务不满意，不仅要取，下周一我还要来存，反正我有的是时间。”若不是气愤到了极致，谁会采取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做法？

诚然，对服务的不满意可以采取投诉等方式，可问题是，100次投诉有几次能见成效？再者，投诉的过程往往既艰难又漫长，到最后也不一定能得到满意说法。

如此现实下，一些人开始采取非理性的办法求得问题的解决，至少期望此举能给对方一个教训。试想，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大大推进了《物权法》的深入人心。同样，一个“史上最牛储户”应该也会让银行认识到自己的服务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一些公权部门还是一些垄断行业，是公众的压力逼着它们提升服务水准，尽管这一过程让我们大家不太舒服。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转型不仅表现为经济从计划向市场的全面转变，还表现为服务理念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转型的未来应该是美好的，而身处转型期之中却多少有些痛苦。这集中表现为某些公权部门运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公众的财富；垄断部门运用手中的资源，挤压公众的生存空间。

公众不肯默而忍之，因为那既不符合今天民主法制建设的大势所趋，更可能造成自身权益的更大伤害。而合理投诉，见效太慢，且未必有结果。这无疑给“史上最牛”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空间。

“史上最牛”的出现，终究是社会之痛。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有句名言：“历史是会重复的——但决不是在同样的水平上；如果所说的事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如果这些事件对社会有着持久的影响，就更是如此。”　（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