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地质往事

□文/刘远陵

去年曾自费参加了一次“秦岭地质大队”建队五十年庆典，此队1956年在郑州建队，因是中苏合作队，故人员、设备都是精选的，工作区域在秦岭故定名秦岭地质大队（中南地质局四三七队）一九五八年因河南部分填图结束，全队迁往陕西西安市。主要工作于陕西秦岭地区和甘肃一部分，队亦改名为：西北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

老同事见面不尽感慨万千，五十年哪，当年的妙龄姑娘，现已白发苍苍，精壮小伙已然驼背弓腰、老态龙钟了。半个世纪的重逢，已然永远消失了近半数，有因公献身、自然死亡以及非正常死亡。这些人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我等面前，都算是为地质事业献身了吧，我们哀悼他（她）。遗憾他们没赶上今天的好日子啊！活着的难免老泪纵横、百感交集……上世纪五十年代秦岭山区基本没有路，搬运全靠背杠、肩挑，山民们非常闭塞，甚至不知今夕是何年，不少老人尚不知共和国全称和谁是主席。到乡政府联系工作，干部们把我“区测队”听成“汽车队”，惊问：“公路都没有你们汽车队来干啥？”到老乡家为避免误会，我们改称“地质队”，山民也惊问：“地主都专政了，你们咋还组了个地主队？”是的，山区虽闭塞、落后，但人都是纯朴、善良、幽默、好客的，我们可以走到哪住到哪，管吃管住且不懂得要钱。在这样人文环境中工作，心情是舒畅的，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大跃进”以后，情景略有变化，单位提出三年工作一年完（原规范要求填一幅1：20万地质图要三年）于是在既无科学规划又无具体措施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了“大跃进”，加班加点取消礼拜天……而农村公社化像一阵飓风，刮得把老人搬进几间破房（称养老院），家不留饭锅，一律到公社食堂吃饭，社员不要钱，而我们去队食堂就餐，每餐半斤粮票一角钱。开头有肉有粮，以后则是包米糊糊加蒿草了。几亩山坡地，竖起小木牌“卫星田亩产10万斤”。“大闹钢铁”使我们干地质的红火了几天，路上被县委书记拦截，非要我们给找矿点，甚至哀求我们：“救救急吧，省委指示：三天不流铁水，开除我党藉呀！”当时我们部里也有指示：“三天一小矿，七天一中矿，十天一大矿。”“大闹钢铁”山村砍伐了大量山林，烧炭炼钢。当年陕西作家王汶石就写了部小说《黑凤》是说黑凤姑娘炼钢的故事。我驻西安队部人员亦不怠慢，竟在院中建起“炼钢炉”，把能烧的铁制品丢进炉中冶炼，如：锅、踏脚的铁篦子、甚至楼上的钢窗……可我们并不是干、学这个专业的呀！“大跃进”——玩命地向前跳跃，是的，人们连想不通的时间都没有呀！留下的几位苏联专家有些想不通了，他们也插不上手啦，也就颇有微词。到了1959年我队竟从北京抱回一面国务院落款的“大跃进万岁”锦旗。专家们赶不上我们的步伐，只好收兵回营——到苏联去过他们的“修正主义”日子了！而我们的“三年任务一年完”的填图成果一经中国地质专家们验收——“全部不合格”！正好这年中共在庐山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狠批了以彭德怀为首的的彭、黄、张、周修正主义集团。彭总因否定“三面红旗”而被哄出北京，发到大西南当三线副总指挥去了。我们队也胜利了，只是辛苦一年的成果不及格要“补课”呢，我们又成立了“补课分队”。1960年以后“危机”突现，三年自然灾害开始，我们队也有过百多人的职工食堂一月竟差半月粮票！只好“低标准瓜菜代”——我们在困难中仍坚持着本职工作，如《地质队员之歌》唱的“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为祖国寻找着丰富宝藏。”是的，我们这支建队五十年的队伍，一直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从这里走了一百工程师、高工、副教授、副研、正研以及几十名局、处、科级干部。这是诸多大学都达不到的。中央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组织过模拟长征，我觉得我们区调人员多年走过的何止两万五千里呀，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区调是新时代的侦察兵”。我们区调五十年庆典，使我们感到骄傲、光荣，也许到六十年庆典，我们将要走掉一大批了，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不虚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