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一件小事

□文/薛瑜阳

有人说：记忆是个金筛子，时光老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拨弄它，人生中的许多往事就消失了，那留下的，常常是生活的真金。这话可不假。有件事，虽已过去多年，但它总在我心头闪光。

那是1961年盛夏，我来到西安，在爸爸身边度暑假。对一个在农村生活了十二三年的小“土包”来说，初进省城，我样样都觉得新鲜又神奇。这不，天一擦黑，大街上白色的“长棒棒”、“圆盘盘”和那串串簇簇、大大小小的玻璃泡泡，转眼间全亮了；华光璀璨，烁烁交映，五颜六色，真像百花争艳似的。当洒水车驰过，那灯光倏地又融进水里，嗬，好像天河把无数颗星星撒在街上。星儿呢，踩得上，可捉不住……我最爱看的，数火车站广场上的两盏灯。一盏是五角星，如同是用巨大的玛瑙雕刻的，红光熠熠，似一团火焰在燃烧；另一盏晶莹透亮，发出柔和而又洁白的光芒，宛如中秋之夜那圆圆的月亮。那时，我家乡的土崖湾里，家家还点着小油灯呢。

我盘桓广场，正对着灯出神，“小学生”，突然一个陌生人上前和我搭话：他40多岁，方脸盘，高高的肩头挎个帆布包，满眼焦急的神色，手里拿着一个红色小盒。我愣住了。“我的钱包丢了，现要回去，没钱买火车票。”他说着打开小盒，取出一件亮晶晶的东西：“两块三毛钱买的，现在贱卖，你要吗？”我接过一看：呀，一把新崭崭的圆规！端头圆圆螺帽下拧着小巧的插口、蘸水笔头和细细的钢针，精巧玲珑，还是三用的呢！“一块多钱，卖吗？”我轻轻抚摸着圆规问。“唉，一块钱……”他叹了口气，失望地摇摇头。我把圆规慢慢还给他，正要走。“小学生，你有一块几呢？”我赶忙掏钱，边点边说：“一块、两角……只有一块半。”“行呀，卖给你！”想不到他竟一口答应：“火车票一元，剩下的正好吃顿饭。”他冲我笑了一下，说：“我大半天没吃饭了。”他把小盒递给我，接过钱，转身就朝广场旁边的饭馆快步走去。

想不到，刚进城就碰上这么快心的事儿！我旋风般跑回家，推门就嚷：“爸爸，圆规！”“哪来的？”“你猜！”“拣的吧？”“不是。”“商店买的？”“也不是！”瞧爸爸猜不出来可又较真的样子，我心里乐滋滋的。我一边晃弄着圆规，从头至尾叙说一遍，一边洋洋得意：“爸爸，你看，我占便宜了，八毛钱！”谁知爸爸听后，“啪”地一声，拳头猛击着桌子，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厉声喝斥：“放下，你怎么干这种事？没出息！”爸爸竟连圆规看都不看，眼睛直直瞪着我，就像两把逼人的利剑。我惴惴不安地把圆规放在桌上，莫名其妙。这时，爸爸抓起圆规，气咻咻说道：“还愣什么？领我找人家去，快！”

在站边饭馆，我找见了那个人。他正在埋头大口吃米饭。爸爸问：“是你把圆规卖给我儿子了吗？”那人抬头看见我，点点头说：“嗯。我是三原县防疫站的，进城取疫苗，刚搭电车赶着回去，钱包被偷了，没钱买火车票，就把圆规一块五卖了。”他边说边打开挎包，露出一大摞药盒。爸爸亮出圆规说：“是这个吧？”“就是。今晌午民生大楼买的，两块三，是给我孩子的，才没要发票。”“同志，你辛苦了，快坐下吃饭吧。”爸爸说着，又回头看着我：“这孩子，为别人想的少，替自己想的多。从小在农村，是受了些落后、自私的影响，也怪我教育不周。同志，这个请你收下！”爸爸顺手从衣兜掏出一张贰元的人民币，连同圆规一起放在了饭桌上。这时，那个叔叔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双手紧紧握住爸爸的手：“谢谢，谢谢你。同志，你真好！”蓦然间，我疚愧交集，鼻子发酸，拔脚向门外走，耳后传来爸爸的声音：“没什么。同志，你就收下吧！”

那晚，爸爸让我领他来到买圆规的地方。眼前那两盏灯，在浓黑的夜色里泻银流丹，显得格外明亮。我忍不住说：“火一样红、雪一样白的灯，真好看。”爸爸却意味深长地说：“火，能给受冻的人带来温暖；雪，总是把自己化成水，一点一滴都给了田里的庄稼。儿子，你说它们都是在为自己吧？”我脸红了，小声回答：“不是的。”这时，爸爸摸着我的头说：“人生最难做到的，但也是最宝贵的，就是光明磊落，没有私心！一个人唯利是图，就和小偷一样可恨！如果他投机取巧，还要乘人之危，那就和强盗没什么两样！”接着，爸爸又拍拍我肩膀，一字一句地说：“儿子，你别忘了！今后，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要先利自己，光想占什么‘便宜’！要为祖国，为人民！胸怀大公无私，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从爸爸的话里，我明白了：原来一切损人利己的“便宜”，都是世界上最不干净的东西！祖国和人民，爸爸看得那么重，使我联想到雄伟壮丽的山和浩瀚深沉的海，两个“为”字，如千钧重锤敲开了我的心扉，让那山和海一下子拥进胸膛，牢牢定格在我的心上！

现在，这件事已过去了47年，敬爱的爸爸薛维亚也在1990年永远离开了我们。47年来，我从后稷故土赴雪莲之乡，从戈壁油城又回到古都西安，走过多少艰难、曲折的坎坷路呵，记忆的金筛子也几经风雨、雷电交加，但不管时光老人如何拨弄，这件事一直闪闪发光：在“文革”乌云压顶的日子，想起它，我以笔为枪，迎击诬枉与迫害的棍棒；在“风波”惊涛裂岸的时刻，想起它，我从不落井下石，更鄙弃将同志推入陷阱的勾当；无论是为国育才面对塞外油田子校的三尺讲台，还是为民请命在古城创办《北国月（周）末》的不眠之夜，我一想起它，浑身就充满山的力量、火的热情和春的希望！